阶层分化、阶层冲突、阶层固化……阶层，是近年来新闻报道和网络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2018年7月，云南省曲靖市一个叫崔庆涛的小伙子在工地上翻砂浆时接到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录取通知书的新闻曾轰动社会，引发了人们关于阶层流动的讨论；此前关于“寒门还能不能出贵子”的网络争议，甘肃贫困农户杨改兰“杀死四个孩子后自杀”等新闻，都曾激起舆论对阶层分化问题的持续关注和思考。“当各阶级成员得到的报酬水平差别很大时，当这些阶级的成员充分意识到这些差别时，当只有很少的机会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流动时，这个社会就存在着广泛的阶层分化。”[1]阶层分化是人类社会化过程中“财富、权力和声望”等资源分流的必然结果，作为一种现象，它没有对错之分；但在一个结构化的社会中，阶层之间是否能够自由对话和流动却是区分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衡量一个社会的阶层交流机制是否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一个标尺。网络新媒体的出现，把阶层矛盾的“面纱”揭去，网络成了阶层博弈的阵地，也为阶层的对话和融通提供了机会。 一、阶层分化及其潜在危机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提出，确定社会分层有三个关键维度，必须充分考虑物质财富、社会声望和政治权利三个因素，进而综合分析得出社会阶层的划分。[2]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国家治理经历了“从阶级统治到阶层共治”的转化，社会阶层出现过两次较大的分化：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经过一系列的“改造”，全体国民被分为“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基本结构，即工人阶级(干部和一般工人)、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原则上也属于工人阶级)，这一阶段的社会阶级划分政治性极强，阶级烙印深深印刻在每个中国人身上；第二次是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以及8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主导地位的确立，政治性极强的“阶级”一词逐渐被淡化，中外社会学家开始采用“阶层”来描述和区分中国社会群体。[3] 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分界线，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状况有着显著的区别。学者孙立平(2007)指出，20世纪80年代，经济增长一般会带来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在社会分层上便表现为阶层之间流动的加剧；但到了9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总量提升、社会经济水平的普遍提高，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导致社会状况的改善——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减少，社会流动的门槛在急剧加高。[4]阶层固化和社会封闭的结果，是阶层间冲突的加剧。在研究当前我国阶层冲突频繁的原因时，李强(2005)指出，在结构性紧张的客观环境下，如果很多人或社会公众将贫富差距归因为“社会不公”而非合理的竞争结果，即“公正失衡”的民众心态盛行时，社会冲突将会频繁发生。[5]在社会抗争理论中，相对剥夺感与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的资源动员能力分别成为社会抗争发生的两个相对独立的解释变量。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的中介作用，相对剥夺塑造过程与资源动员过程表现出了相互间的影响作用。从其内在机理来看，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的个体对相对剥夺感的认知的演化体现出了资源动员对个体相对剥夺感的塑造能力，而在具有中国特色的“草根动员”模式下，相对剥夺的塑造加固了社会关系网络，进而更进一步提升了资源动员能力，由此表现出其相互间的耦合作用。[6] 社会阶层分化带来的问题很多，往往成为当前社会矛盾的“引爆点”。此类危机在现实中、在新闻报道中有着种种形态：如以“宜黄强拆”“唐慧上访”“邓玉娇杀人”“杨改兰杀子”为代表的底层的激烈反抗；以“仇官”“仇富”“仇名人”为代表的普遍的仇恨心态——这在“杨达才事件”“胡斌案”“李天一案”“我爸是李刚事件”、各种明星八卦等事件的网络舆论场里有着尽情的表现；以“寒门还能不能出贵子”“农二代”“拆二代”为话题的关于阶层固化和阶层流动的争论和担忧；以“贫困”“公共安全”“群体事件”等不和谐问题为表征的社会秩序冲突和管理难题…… 阶层问题如果也分层来进行解读，可能带来以下三个层面的危机：(1)表层的阶层认同危机，表现为社会各阶层间的彼此对抗及彼此漠视甚至仇视；(2)深层的共同体建构危机，阶层冲突解构了社会政治的一体化或根本上就难以形成一体化，难以建成民族共同体、国家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等稳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进而表现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困难情景下的政治合法化危机；(3)中层的社会治理风险，阶层的分立和对抗及由此滋生的各种利益争夺成为社会矛盾之源，利益协商、协调成为政府社会管理的核心任务。 二、网络阶层的分化及其冲突——格栅/群体分析的视角 与以往阶层矛盾不同的是，当代阶层冲突的呈现平台和方式主要集中在网络上。阶层分化与阶层冲突的外化呈现，也主要在网络平台上。阶层冲突的主体，也从现实阶层转化为网络阶层，其相应的身份识别、身份认同、阶层聚合、阶层诉求都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 最近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新闻：一个是高铁“霸座男”竟然是一名在读博士；另一个在网络上发布辱华言论、攻击母校的新浪微博用户，竟然也是一名在读博士，而且还是党员。[7]高学历，低人品；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网民在互联网世界中可能扮演着和现实生活中截然不同的“人格”。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有着自己的“前台”和“后台”，而在互联网世界里，网络就是隔开“前台”和“后台”的幕布。一些人在现实生活和互联网中的形象反差，是互联网时代个体身份二重性的体现。这种身份的二重性特征，不仅体现在个体作为实体公民和网民的人格差异上，也体现在网络阶层与现实阶层的群体差异上。 周葆华在研究互联网与手机的采纳与使用以及由此形成的公民“新媒体资本”时发现，不同形式的新媒体使用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社会成员的阶层地位感知，特别是文化阶层认同，而且可以重塑阶级或阶层，并形成所谓的“网络新阶层”——以话语权力和信息占有为主要考量指标，来对网络社会资源分配和网民相互关系进行有序的结构分析，是一种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相互交融的个人新社会身份。[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