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过程与动态演化:基于计算传播研究的分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周葆华,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上海 200433 周葆华(1979- ),男,江苏南通人,复旦大学教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新媒体传播,舆论学、大数据与智能传播研究。

原文出处: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互联网和大数据如何影响和改变着舆论研究?本文认为,舆论研究历史上存在两条“河流”,一条是以民意调查测验为代表、聚焦特定单一时间点上意见分布的“大众意见”式的舆论研究,另一条则是强调分析舆论发展过程与动态演化的“社会过程”式的舆论研究。囿于理论、方法和数据的局限,舆论研究的传统偏重前者而忽视后者。大数据和计算社会科学的出现为社会过程式舆论研究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在数据、模型和方法三方面准备了资源,并以具体研究为例,讨论计算传播研究取向如何促进网络舆论过程与动态演化研究的开展。


期刊代号:G6
分类名称: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2019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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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9)01-0037-10

       [DOI]10.16783/j.cnki.nwnus.2019.01.004

       大数据正在影响和改写着舆论研究。本文认为,舆论研究不仅需要基于特定时间点分析集群层面大众意见的分布,更重要的是深入理解舆论发生和演化的过程。那么,舆论研究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为社会过程研究?传统的舆论研究如何处理作为社会过程的舆论分析面向?在大数据时代,网络舆论过程和动态演化的研究有怎样的新契机,又有哪些可能的进展?本文将首先回溯这些理论问题,并基于传播学国际英文核心期刊上的研究案例,探讨计算传播研究取向如何推进舆论的过程研究。

       一、舆论研究的两条“河流”

       何谓舆论?舆论首先是关于意见的表达,但考察的是意见表达的什么维度、什么重点。在舆论研究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实践中,存在两条不同的“河流”。其中一条可以称之为“大众意见”(mass opinion)式的舆论研究,所关注的是在特定时间点(one-shot)上的意见分布,即基于个体各自的意见表达(通过民意调查等方法)获得集合层面(aggregate-level)的结果,呈现为针对某个舆论议题或人物的意见分布百分比(如多少人赞成某种政治观点或支持某个政治人物),而并不关心这些意见及其分布是基于何种过程所生成与演变。大众意见式的舆论研究自20世纪以来获得长足发展,专注这一取向的舆论学者们通过不断发展和优化抽样调查方法与统计技术,努力增进大众意见调查的精度。以美国芝加哥大学民意调查中心(NORC)、皮尤基金会(PEW)、盖洛普(Gallup)、零点等著名民意调查机构为代表,积累了大量关于舆论调查的成果,成为舆论研究在公众认知中的重要形象。就中国舆论研究领域而言,除了偶尔回溯1930年代早期零星的舆论调查外,常常会重点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到1980年代所进行的民意调查(如复旦大学新闻系1981年所进行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审判调查、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的“首都知名人士龙年展望调查”等),并以之作为新时期舆论研究的滥觞。这都表明以抽样调查为主要方法、以描述性百分比为主要形态、聚焦单一时间点大众意见分布的舆论研究,在舆论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些舆论结果数据成为表征民意、服务决策、提供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如选举前的民调。精确新闻或数据新闻报道中涉及舆论的大多数内容,也主要停留于大众意见式的舆论研究,因此得以发挥更大的社会影响力。也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对舆论的定义中就会包含对于“多数人意见”、“相对一致的意见”或“共识”的要求,强调舆论是多数人相对一致的意见,甚至可以具体到比例,比如超过1/3或1/4[1]。

       舆论研究的另一条“河流”则是将舆论视为一种动态的社会过程(social process)(e.g.,Allport,1937;Childs,1939;Davison,1958;Noelle-Neumann,1974;Glynn,2005)[2]。这一路径所关心的不仅是民意在某个特定时间点的分布,而且聚焦舆论生成与演变的过程,即舆论因何而生、何以变化,直至最终的消亡(议题结束或被取代)或稳定(意见保持均衡不变状态)。如果说前者是静态的舆论观,后者则是动态的舆论观。与“大众意见”式的舆论研究相比,“社会过程”式的舆论研究有三个鲜明特点:

       第一,更为注重舆论表达主体之间的联系、互动与影响。大众意见式的舆论研究假设个体的意见表达独立形成并存在,因此所采用的研究方式是针对每个个体分别询问其意见或态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叠加(计算百分比)或平均(计算均值),在这种研究方式中,表达意见的个体被区分、割裂对待,并不考察他们之间的联系、互动与讨论,这也是“大众(mass)意见”区别于“公众(public)意见”的重要内涵[3]。然而,正如早在20世纪初,芝加哥学派社会心理学家们(如库利和米德)就强调的,个人的意见不可能是在真空状态中独立生成,首属群体(个体经常面对面接触的亲密群体)在影响个体认知与态度形成方面具有远超一般大众的优势;其后,传播学经典的“二级传播”(two-step flow)理论也指出,个人的信息获取除了媒体(在当时是大众媒体)外,很重要的是人际渠道,在劝服效果方面,人际渠道甚至具有比大众媒体更强的影响(Katz & Lazarsfeld,1955)[4]。因此,社会过程式的舆论研究高度关注“人”的角色,突出舆论形成过程中人际影响的作用(包括首属群体、参考群体、感知他人意见等),并带有规范性的目标——意见表达的主体是围绕公共议题展开讨论的相互联系的“公民”,而非仅仅被割裂调查意见的分散“大众”。

       第二,社会过程式的舆论研究强调揭示影响舆论的力量与因素。既然是社会过程,发生的社会条件与情境就格外重要,因此社会过程式的舆论研究高度关注并着重考察舆论形成过程中的各种力量与影响因素,不仅包含社会心理学因素,而且将舆论视为政治运作过程的一部分,关注舆论形成过程中的操控性力量(如政治精英、权力机构、新闻媒体等)。如果说大众意见式的舆论研究着重的是调查方法和统计技术,社会过程式的舆论研究则更多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理论发生关联,更能体现出舆论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所蕴含的多层次和跨学科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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