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身体重返传播的世界 传播学对身体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移动网络、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技术崛起的巨大刺激。这三项技术从不同方向突出了身体元素在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重要性，当然传播领域也不能例外。甚至有很多传播学者认为，传播领域是这三大技术应用与发展的核心之一，它们都涉及传播、媒介、信息、技术、实在、真实等等传播学关键命题。人类的传播实践正在这些技术浪潮裹挟之下，发生重大转折。概而言之，新传播技术使得人类的身体发生互为条件又互相排斥的两个转向，“一方面它关系到人们及其身体或身体的某些部分已经进入到虚拟的空间中，这也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计算机系统的一体化要素被生产出来，它因此也就变成了某种人工生命体(Cyborg)；但另一方面，机器的延伸又从人的直接操纵那里分离出去了。而后者，也就是智能的、自动的机器人，或在感受和动力系统上受环境制约的虚拟代理人，……从长远的观点看将可能以其肉体化而超越人类，或者/并且它们将为人类提供这样的可能性，即它们以其认知结构作为某种寄生物而筑巢于非有机的客体内，从而排斥血肉之躯。”(罗泽，1998/2008：137-138) 既然传播学中的身体热主要来自于当前的新技术浪潮，“重返”一说如何理解?这包含了两层意义，其一，传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脱离身体，无论是自然的、文化的还是技术的身体。只是长久以来，以大众媒介为主要经验场域的主流传播学未能将身体维度纳入研究的视阈中。其二，传播研究零散地、碎片化地涉及身体议题，只是未能成为主流传播学的一个面向，当然也没有构成主流传播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部分。但这不能否认，传播议题的身体研究积累了富于创见的成果。所谓重返，即是说本来就有，但出于相对隐形的、边缘化状态，现在要以新面貌出现，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的涵义，一是，传播研究必须挖掘学术思想中的身体理论资源，事实上无论是人文、社科还是自然科学，身体研究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学术脉络。二是，高度关注当前新技术激发的身体变革，将传播理解为一种社会性的身体实践。三是，将身体作为传播学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面向，建构传播视角的身体研究知识体系，以参与当今学术界兴起的身体研究热潮。当前，传播学遭遇了一个学科危机与发展并存的时刻。一方面，传播相关议题的研究进入黄金时代，因为新传播技术的发展超越媒介行业，席卷人类社会各个领域，传播正在成为社会构成性要素；另一方面，正因如此，无论是传播实践还是网络、媒介、技术发展，都激发了各个学科极大的研究兴趣。在此情形下，传播学不可能垄断我们自以为是的传播学关键命题。因此，如果传播研究不能在这个历史时刻发出自己的声音，新技术传播的日益重要，或可成为催化传播学边缘化的因素。身体研究，正是我们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寻求学科创新突破的一个基点。 二、被激活的身体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说，“‘身体’一词带给思想的首批意象之一就是一具尸体，这是笛卡尔主义传统所造成的破坏的一部分。”(伊格尔顿，1997/2014：84)在传播研究中，身体恐怕连尸体也算不上，它非但未成为研究的对象，反而被视为需要克服的障碍，大众传播学就常常将身体看作是固着于特定时空的消极因素，因为信息的远距离传递必须要打破身体的束缚。正如彼得斯所言，“‘交流’这一新观念容许肉体不在场而实现接触，这种接触对交流者(动物、人、机器)的身体形式并不关注，甚至对交流者‘是否存在着有机体’都无所谓”。(彼得斯，1999/2017：351)但这并不意味着，传播学研究完全脱离了身体，它与古典社会学类似，展现出对于身体的双重思路，身体之于传播学，属于一种“缺席在场”。有学者这样描述身体在古典社会学中的状态，“古典社会学很少持续聚焦于身体，视之为有其独立理据的考察领域，就此而言，身体在这门科学中是缺席的，比如说，社会学理论很少考虑到，事实上，我们都有一副血肉之躯，使我们能够品尝、嗅闻、触碰，乃至交换体液。然而，当古典社会学关注社会的结构与功能运作，关注人的行动和性质，势必会引导它探讨人的具身体现的某些重要面向。”(希林，1993/2010：9)以此来理解身体在传播学研究中的状况，应该是大抵不差的。这毫不奇怪，主流传播学的基本范式正是来源于古典社会学。身体之所以突然地浮现在传播学的视野中，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契机，是当前媒介技术发生的变化，比如移动互联网使得位置成为信息，所谓位置，就是身体在特定时空中的方位；更有甚者，人工智能要将机器嵌入身体，或者是创造机器仿真的身体。在新技术崛起的移动网络时代，身体突然在传播研究领域被激活了。 要达成激活身体之目标，传播研究首先要面对的，是伊格尔顿口诛笔伐的“尸体”，即文化研究中“作为客体的身体”。它是“管制、切割、解剖、规训、争夺的对象”，身体就这样被“统摄、分解、利用”(王晓华，2018)，沦为一个“残缺的身体”(伊格尔顿，1990/2001：7)。将身体视为尸体的观念，有两个要点。其一，延续形而上学之传统，视人为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灵魂-身体、意识-身体、理性-感性、主体-客体等等，前者对于后者有绝对优势，对于前者而言是高级的、主导的。其二，身体是客体，非生产性的，只是一种被制约的因素。文化研究“尸体”论的价值在于，将身体纳入了研究视阈，将权力关系扩展到身体领域；消极影响是，否定了身体的能动性，遮蔽了身体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要素的互动关系，将身体仅仅看作被外在社会力量塑造的对象。对文化研究的“尸体”论，不同路径的学者都给予了批判，“旧叙事把‘技术’和‘经济’实体化为外在于社会生活的东西……技术和经济是社会性的，而因为身体是社会生活的媒介，所以技术和经济不能在逻辑上优先于身体。相反，技术是一种具体表达。”因此，“应该说身体是历史进程的生成器，对身体的理解构成变化如何展开的条件，不能单向度考虑外在条件如何型塑了身体”(罗布，哈里斯，2013/2016：4)。伊格尔顿等对于文化研究建构主义身体观的批判，为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个思路：不能将身体仅仅视为一个被媒介型塑、操纵的客体，应该把身体纳入交流者的主体性范畴中加以考量，以体现身体在传播中的能动性、生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