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着自身的立场与方法，也有自己的核心概念与命题。每一代文艺理论工作者，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为解决自己时代特定的文学与现实问题而从事研究的。因此，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也必然会有其独特的问题意识，并围绕特定的理论命题展开。 总体上讲，近4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是在改革开放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中生成与发展的。与之前相比，近40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具有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更丰沛的人文情怀，更专业的学术品格，以及更积极的开拓精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学经历的是极其不平凡的一段历程，实践本身不断地对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提出问题与挑战。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因此也就不得不面对审美与政治、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思想与学术、理论的独立性与实践品格、外来理论的吸收与中国特色理论话语的建构等两难命题，进行艰难的选择。这种选择大多并非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随着时代环境与文学环境的变化与发展，随着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逻辑展开，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曲折过程。处在历史进程中的理论工作者在针对时代的具体情境作出选择时，所形成的理论成果也许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与片面性，但在经历了这一辩证运动之后，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被带入了新的更高的理论境界。 一、文学功能：审美与政治 在探讨文学的功能时，审美与政治的纠结对中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而言都很难完全绕开，审美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论最核心的命题之一。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而言，这个命题早在20世纪20年代文论建设刚刚发轫时就已经被提出来，并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部经典文献中有了权威的表述。整体上讲，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与政治功能，在此基础上追求艺术表现形式的完美，体现文学艺术的审美功能，即所谓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逐渐成为20世纪前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立场。 但是，由于“文革”中文学被过于政治化，成为政治的附庸，走了很长的弯路，到了“新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不得不重新思考文学中审美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这首先表现在从文艺政策的层面上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厘定：1980年1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①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文学的审美性得到了强调。尽管后来不少人已经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论对文学审美性的张扬，本身表达的就是一种政治诉求，但至少从理论形态上看，凸显文学的审美功能，反对把文学当成政治的工具，成为那个时代中国文论的一个重要特征。 但是，单向度地强调文学的审美功能，进而以去政治化的方式，否定文学与政治的关联，显然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立场的。为了既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文论所包含的要求文学体现时代精神、介入现实斗争这一原则立场，又能够把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论界关于文学的审美性、主体性等思考体现出来，国内有学者提出了用“审美意识形态”界定文学性质的主张，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可，并在随后出现了围绕“审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建构中国当代文论体系的努力。 在中国当代文论中，“审美意识形态”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这一概念既是中国当代理论工作者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以及中国自身的文艺传统进行对话的产物，同时也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为解决中国文艺理论与文艺实践所面对的具体问题而生成的。“意识形态”这一哲学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带有特定的政治内涵。而“新时期”人们对审美的理解，则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的本质”的表述有关。与此同时，卢卡奇、马尔库塞、阿多诺、伊格尔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也被介绍到国内，并产生了很大反响。“审美意识形态”论正是试图将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与审美属性加以整合，强调文艺作品表达的既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思想，同时也是个体的感性评价与生命体验，文学艺术活动是无功利性与功利性、形象性与理性、情感性与认识性的统一。其中，人的主体性应当得到充分的尊重。 在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建构的同时，强调文学的审美性，反对政治过多干预文学的观点也得到了西方现代各种哲学思潮、艺术思潮以及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支持，一度形成很大声势。然而，人们很快发现，当文学理论沿着这条思路前行的时候，道路越来越窄，并且将当代文学带向了远离社会生活、孤芳自赏的歧路，这已经使中国文学理论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正确轨道。于是，正当文学审美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变得越来越精致的时候，中国的文论界却突然间又产生了返回政治的冲动。在这个过程中，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提供理论资源的，主要是英美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威廉斯、杰姆逊等人的文化研究理论。 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文化研究的最终目的不是文本，也不是对文本进行审美评价”，而是要“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它基本上是伊格尔顿所说的‘政治批评’”。②文化研究在西方是一种涉及面很广的理论，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参与文化研究理论的引介、讨论的学者，其专业背景绝大部分都是文学。这使得文化研究很快成为中国当代文论研究与文学批评中的十分重要的理论模式，中国文学理论的整体价值取向因此又一次发生转移，以至于到了21世纪初，“审美意识形态”论也受到了质疑，并再次引起学术界的论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