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8)06-0068-08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8.06.009 如何编写一部适合我国高等院校使用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教材，这是当今我国文学理论界所普遍关注、并期望获得较好解决的问题。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的转型，文学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五四”运动、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开展以来所形成的在我国文学理论界居于主导地位的以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哲学基础，并借鉴苏联文学理论而发展起来的“反映论”文艺观，日渐受到了不少学人的质疑，并试图引入西方现代文论而求得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这样，于1984年译介到我国的美国大学文科教材、由韦勒克和沃伦合撰的《文学理论》，就首先引起了文学研究和文学教学界的广泛注意。韦勒克、沃伦是现代形式主义文论“新批评”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把文学研究分割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两个方面，认为文学作品只不过是“一个为某种特别的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的符号体系或者符号结构”[1](P.147)，“虽然‘外在的’研究可以根据文学作品的社会背景和它的前身去解释文学，可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样的研究就成了‘因果式的’研究，只是从作品产生的原因去评价和诠释作品，终至于把它完全归结于它的起因”[1](P.65)，是“不可能解决对文学艺术作品这一对象描述、分析和评价等问题”[1](P.65)的，所以“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1](P.145)。这样就把结果和原因截然分割开来，把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排除在文学研究的视野之外。这观点在我国立即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如刘再复在《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开拓》一文中认为“我们过去的文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外部规律，即文学与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中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例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等，近年来研究的重心已转移到内部规律，即研究文学本身的审美特点，文学内部各要素的相互关系，文学各种门类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律等等，总之，是回复到自身”[2](P.5)，并在《论文学的主体性》中，把韦勒克的所谓“内部研究”从“文本”进一步扩大到“主体人格”，亦即他所说的作家和人物的“内宇宙”，认为创作活动就是作家主体人格的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不经深入研究和具体分析把“反映论”一概冠之于“机械的”，认为它“侧重于说明认识与客体的相符性，同一性”，“只注意客观的实在体而忽视了对客观实在体进行能动反映的感受体”，“只解决了人的认识，不能解决人的价值选择和情感意志的动向”，从而提出要建立“我国现代文学理论”“必须从机械的如实摹写的反映论转换成人的主体论”[3](PP.15-91)。自此以后，文学研究包括有些新编的文学理论教材，就纷纷地按现代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以及心理学特别是人本主义心理学所流行的术语来一个名词的大换班，以往反映论视界研究所常用的基本概念像“现实性”、“真实性”、“典型性”等被纷纷逐出，代之以“隐喻”、“陌生化”、“叙事方式”、“潜意识”、“生命冲动”以及“自我实现”等术语。 我并不否定符号学、文学主体论对拓展和深化我们对文学性质认识的理论价值；更不否定传统反映论文艺观自身所存在的某些直观论和机械论的倾向，但认为不作深入研究和具体分析把反映论文艺观一概冠之于“机械的”来予以根本否定，无论如何是十分片面而缺乏科学态度的，因为“反映论”作为一种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无非认为一切精神现象都不是主观自生，说到底都是以现实生活为根源的，是现实生活在人们意识中的一种投影。所以对于意识问题，也只有把它放到存在的基础上，从与存在的关系出发才能从根本上获得科学的解释。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它最初源于古希腊的“摹仿说”。古希腊哲学是从自然哲学发展而来的，带有人类童年时期对世界的朴素的理解，表现为它把人也看作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因而对人的主体意识、自我意识尚缺少应有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所以对于反映活动，一般都是作直观的理解。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理论传统自身也处于不断的完善的过程中，如黑格尔批评“摹仿说”认为文学艺术“完全按照本来的自然形状来复写”，那只不过是“生活的冒充”而不能产生真正的艺术品，使得艺术总不能与自然竞争，“它和自然竞争，那就像一只小虫爬着去追大象”[4](PP.52-54)。在继承“摹仿说”这一传统时，别林斯基将“摹仿”改换为“再现”，强调“诗是把现实作为可能性，加以创造性的再现”[5](P.67)，而以“再现说”来取代“摹仿说”。遗憾的是，这些认识上的推进对于日后关于文学性质的理解和阐释并没有造成根本性的影响，究其原因，我认为就在于对反映的学说不仅没有从哲学基础上获得根本性的突破，而且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下使直观论进一步地发展为机械论。 其实“摹仿说”在古希腊除了按亚里士多德的唯物的观点理解为对“自然”的摹仿之外，还有按柏拉图的唯心主义的观点理解为对“理念”的摹仿，这些观点朴素但并不机械，都带有某种“目的论”的色彩。但自文艺复兴以来，在近代自然科学和近代认识论哲学的影响下，“摹仿说”就愈趋向机械。因为近代哲学家把人看作如同“机器”，认为人的活动，就像机器运作那样都按机械学的原理进行的，从而在认识活动中把人的头脑比作是一张“白纸”，认为它只是记录来自外界的信息，而完全排除反映过程中主体的选择和评价的作用，使反映论带有明显的“唯智主义”的倾向。它的缺点就像马克思所指出的“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以致在反映活动中的人的“主观能动的方面”都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而使唯物主义沦为只是为了“解释世界”而不是“改变世界”。[6](PP.16-19)为了克服这一局限，马克思把“实践”的观点引入近代唯物主义哲学，提出应该“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6](P.43)。实践从根本意义上说是人的感性物质活动，是人们从自身的需要出发，确立目的，通过意志努力在对象世界中实践自己目的的活动，所以它与直观反映论把人与世界看作是两个互不相关、彼此对立而存在的实体不同，而是认为正是实践活动把人与世界联系起来，使世界成为人的活动对象、亦即“客体”，同时也使人由于有了自己活动的对象、“客体”而成为“主体”。它们与“主观”与“客观”不同，按我的理解就在于“主观”与“客观”是“直观反映论”的概念，在它们看来，客观是第一性的，主观是第二性的，这两者是固定不变而不容颠倒的，否则就分不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线；而“主体”与“客体”则是在实践过程中分化出来，虽然客观事物是实际存在的，但大千世界、万象森罗，并不是什么都能成为人的意识的对象，只有在活动中与人发生了一定的关系和联系，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而成为反映活动的对象，在这当中，客观的东西总带有某种主观的印记；而从主观的方面来说，也只有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由于客观经验的积淀和内化而形成了人的认识结构和把握现实的能力，而使人有了自己的对象，才能成为“主体”。所以，这两者之间不仅是互相渗透、互相依存，而且是互相转化的。这就改变了旧唯物主义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置人于被动的局面而突出了人在现实关系中的主动的地位。它继承了传统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精神，又吸取了被唯心主义所片面发展了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使唯物主义认识论由直观的、机械的变为辨证的、能动的。我认为这是现代认识论哲学发展史上的一大革命，是认识论哲学研究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它不仅为我们文学理论确立了科学的哲学基础，而且相对于历史上曾经流行的“表现论”、“形式论”等文艺观，也更具有开放性、包蕴性，以及消化和吸取一切有价值的文艺理论研究成果的能力。这可以从以下比较中来予以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