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中频繁的并购交易在为市场注入活力的同时，亦为上市企业带来了巨额商誉，商誉是否能够客观反映资产价值？这不仅单是会计信息质量问题，而且关系到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商誉信息具有信息含量，具有决策有用性(徐经长等，2017)。然而，部分企业在确认商誉后产生了协同负效应(包勇，2009)，增大了企业的运营风险。在一定的运营风险压力下，管理层对会计盈余进行人为控制或调节，即为盈余管理行为。当企业盈余管理超出一定限度，财务报告成为私利性目的的有偏报告时，将误导利益相关者对运营绩效的正确判断，进而影响以会计盈余为基础的契约有效实施，最终严重损害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 在资本市场中，审计师对会计信息进行鉴证评价，向利益相关者提供有价值的审计结论，发表独立的专业审计意见。在控制企业规模和风险等因素后，审计收费溢价表征审计质量的高低，审计收费溢价越高，审计执业质量越高(胡丹和冯巧根，2013)，审计定价与会计重述等盈余操控后果显著负相关(Hribar等，2014)。然而，在转型经济背景中，部分实体仅满足于低层次的法定审计需求(DeFond等，2000)，审计师为争夺审计客户而竞相压价，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价揽客、定价水平偏低现象。在审计收费水平偏低时，审计师的努力程度达不到勤勉努力，表现为执行力度欠缺，执业质量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因此，立足决策有用性视角，分析并购商誉对审计收费水平的影响，以期评价审计师在对并购商誉实施外部监督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经验证据和数据支持，为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决策服务。 二、文献回顾、理论基础与研究假定 (一)并购商誉与审计收费 近年来，我国上市企业的并购扩张日趋激烈，以加速科技创新等内生增长动力。并购成本超过取得的被合并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在合并财务报表中作为并购商誉单独呈报。关于商誉本质的解释，超额收益论认为，商誉是企业获取的预期超额收益资本化的价值，是促进超额盈利的有利要素和情形(葛家澍和杜兴强，2007)，可以有效地预测未来现金流量(Lee，2010)，股权收益及财务绩效与并购商誉显著正相关(郭雪萌和余瑞娟，2016)。 并购交易弥补了科技创新等内生增长动力的不足，在为资本市场注入活力的同时也留下了风险隐患，并购商誉因其较大的专业判断空间容易引致经营风险。由于商誉资产不需计提折旧，商誉减值测试的操纵空间较大(Shalev等，2013)，成为经营风险的重要诱因。如果对商誉的公允价值缺乏系统的评估与修正机制，那么将难以有效保证商誉估值的公允性、可靠性，相关会计信息也将不能反映并购交易的经济实质。商誉在形态上具有不可辨认性，无形中增加了计量难度，核算过程具有较多争议(许家林，2006；王宇海等，2018)。在并购交易中，股权支付方式的使用使得过度支付成为普遍现象，其结果往往是对商誉价值的高估(Shleifer和Vishny，2003；谢纪刚和张秋生，2013)，高额的商誉成本拉低了企业的经营业绩(郑海英等，2014)。 代理理论认为，管理层从自身利益出发，使用难以验证的自由裁量权，不免会利用掌握的未来现金流等私有信息，影响对商誉公允价值的可靠估计。审计师在降低代理成本的同时面临着各种信息不对称问题(Kati和Saastamoinen，2013)，并购商誉不可辨认且价值难以度量，是企业难以察觉的风险源，易于诱发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动机(Ramanna和Watts，2008)。决策有用论的计量观主张对计量方法加以优化，增进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而商誉估值涉及较多的主观判断，容易被管理层利用以实施盈余管理行为，加剧了会计信息重大错报的风险。审计师的最优化行为是根据收费情况来决定工作的效率，在给定其他条件不变时，审计执业的努力程度与劳动报酬成正比。如果审计收费水平偏低，低价揽客将使得审计质量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审计师对并购商誉风险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深入评估由并购商誉可能引致的经营风险，谨慎应对由此造成的财务错报风险，提升审计服务的收费水平以确保审计质量。基于风险溢价的现实考量，审计师的收费定价水平自然趋于上升。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企业并购商誉的增加会提高审计收费。 (二)并购商誉、盈余管理与审计定价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是由利益相关者缔结的“一组契约”(Freeman和Evan，1990)，利益相关者向企业投入了必要的资源。本质上，企业社会责任体现了利益相关者的契约诉求(Donaldson和Dunfee，1994)，企业社会责任与利益相关者具有一种天然的契合关系(Carroll，1999)。具体而言，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对股东承担必要经济责任的同时，根据特定的制度安排，对债权人、供应商、政府、职工、客户、社区等利益相关者以及环境应尽或必须尽到的责任(张兆国等，2012)。然而，信息不对称为管理层实施盈余管理留下了操纵空间。管理层利用会计估计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调整信息呈报，不当的盈余管理行为将导致会计信息质量下滑(陈沉等，2017)，进而将损害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并购商誉的会计处理方法转变为减值测试后，减值准备金额与盈余管理正相关(Alves，2013)。由于商誉减值准备缺乏可验证性，企业通过减值测试操控盈余的动机较为强烈(卢煜和曲晓辉，2016)。 正、负向盈余管理的动机是不同的(薄仙慧和吴联生，2009)，不区分盈余管理的方向而仅仅关注盈余管理的程度，容易导致不恰当的结论(Hribar和Nichols，2007)，审计师在出具审计报告时需对盈余管理行为予以充分关注(李英等，2016)。高质量的审计工作有助于提升盈余质量，使会计稳健性水平得以提升(陈宋生等，2014)。发达国家的审计市场呈现差异化的寡头垄断竞争态势，审计师运用行业专长为客户提供异质性的鉴证服务(Bills等，2015)，拥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在执业过程中有意识地提升独立性水平(Lim和Tan，2008)。Numan等(2012)研究发现，在不损失市场份额的前提下，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可以维持高于边际成本的收费额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