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儒学复兴，在“经典儒学”与“大众儒学”相携而行的过程中，“明教化”作为儒学经世价值的重要向度开始被众多学者所关注。儒家教化关乎中国文化慧命的普适性传播和推行，它借以沟通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并以教化为中心，形成一个以个体德性养成为源头，带动社会安定有序的庞大网络。传统的教化实践，是以社会、家庭、学校为基本单位，以人伦日常为操作系统，以精神养成为实质内核的教化体系。从教化的时代语境来看，它从我们的意识形态中逐渐退却，成为一个与教育以及教学渐行渐远的词。现代教学实际上是与先秦时期完全不同的概念，随着西方教育思想进入中国，教学被赋予丰富的意识和实践形态。追溯产生教学含义的本原可以看出，当今一些教学问题的产生都与教化与教学之间关系的断裂有关。本文通过解读《学记》中的教化与教学话语，试图找寻影响个体精神的生成、发展与超越的基因所在，从而推动教化的复归与重构。 一、教化的时代境遇：教化与教学的断裂 在教育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一些新的教学方法不断涌现，但仍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在看似精心设计的复杂技术背后，很多课堂真正留给学生启迪心智的内容非常有限，教学着重关注纯粹的知识获致，而学科教学也很难与性格形成相关联，结果，知识学习与道德养成剥离，即使在学校教学中实现道德规范习得，在社会中又会遭遇实践困境。这一系列问题与完全摒弃中国早期的教学涵义有密切关系。 从表现上来说，当今的教学专注于一种过分精巧的方式和技术，以培养学生适应一时的社会风气或者需求，这是与现代教育体制相适应的。无论是慕课、微格教学还是翻转课堂等，都有对教学技术的严格控制和对学生反馈的精准把握。换言之，在目的-结果的链条上，它们并没有本质区别，虽然实现方式上的差异是其最大不同，但却都遵循着目的与手段统一的行动逻辑。 一般说来，教学追求越来越精致的知识内容，这与西方的主智理性主义传统一脉相承，也符合西方的知识论传统。可以说，现代教学含义的出现是现代知识体系对道德形态重构的结果。从源流上看，中国古代的教学方法主要集中于养成个体在社会中的道德实践以及对公序良俗的遵守，即化民成俗。而西方的教学则近似于一种思想灌输技巧，如昆体良的《雄辩术原理》是对演讲技巧的训练，智者普罗泰戈拉声称他教授的是政治权宜之计，而非对真理的探索方法，无论是对修辞技巧的训练还是反驳方法的学习，都是为了使自己的观念变得更加容易让别人接受，同时代的戈尔加斯则通过一种独特的、浮夸的演讲风格达到类似效果。直到苏格拉底，才展开对这种本质上之为灌输自己思想的诡辩式方法的批判，而提倡一种自我反省的生活。[1]与之相反，中国早期的教学则是淡化这种技巧的，因为在先秦儒家看来，无论采取什么方法，教育最终都是要通达“道”的。人是自然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教与学都是通达“道”的一种方式，因而“教”与“学”是自成一体的，既是个体生活的方式，也是遵循自然存在的方式，这是一个与天地万物和谐共生的过程，以天人合一为最终旨归。中国最早的教学方式给人的印象总是被动、压抑、缺乏创造性，是一种接受或者被动接受，之后反馈给已经被固化的标准加以衡量的方式。因此，从教学方法的本原上来看，中西方显然遵循着完全不同的进路。 早期教育学著作《学记》所提及的“四兴六废”“和易以思”“豫时孙摩”等都已成为教学中的常识。实际上，它是与学生心理、教学实践以及文化特征高度匹配的方法，是一种超越策略和技术性教学的概念。严格说来，中国早期的教学是与国家治理、政行风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是一套严密的知识系统，更是一种实践智慧，它非常巧妙地将形而上的精神修炼与人伦日常结合起来。从本原上来说，它更关注个体实存的成熟完满以及对权力宰制的超越，这正是一种教化。早期的中国教育主要局限于社会精英阶层对社会的治理和自身的提高，《学记》有言：“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与当今的教学相比，这种教化的政治倾向和精英意识为教学增加了实用性和丰富性，具有更多社会、政治、文化的功能特征，并为教与学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和包容的宏大背景。这种教化具有强大的适用性，既适用于普通人，也适用于君子，它不是高高在上的虚无，而是在人伦日常之中，落实于德性修养。这种德性修养是贯穿于教与学的过程之中的，是无法通过简单的被动学习实现的。宏观上说，教化是沟通天际人伦、自我他我的有效手段，为了通达最终的“道”，借以教与学恢复人与自然的和谐，建立宇宙中的人类共同体；中观上说，教化是通过圣人之言的榜样作用，并在人伦日常中践行“道”的精神价值；从微观个体上看，是通过经典的研习，将美德伦理加诸于身，实现从身到心、由心显身的循环互动。 当今的教学与先秦时期相去甚远，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西方的概念，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也与知识论的变革相关。近代中国由于受西方科学理性浪潮的冲击，教学形态和体制也不可避免受到影响，知识观也发生了很大转向，由此知识与技能建立了联系，但教化与教学却发生了断裂，并逐渐与教学相脱节，使教学之义缺少了人文化成的意义价值，被窄化为知识传授的手段与中介。教学对教化之义的抛弃实际上是对西方现代观念的选择性吸收以及中国思维模式对西方概念重构的结果，而当今教学在吸收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教学含义的基础上又把教化之中所蕴含的从经典研习到人格塑造的有效路径也一并废弃，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二、《学记》“教化”话语例析：教化与教学的天然联系 《学记》是世界教育史上第一部完整的教育学著作，其意义远非记史那么简单，它所涵盖的教育学命题之完整令人惊叹。我们传统上将《学记》概括为“教学”之道，如果将《学记》置于儒学庞大的理论体系中加以审视，会发现它与《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的教化思想一脉相承，那么用“教学”指称是否窄化了其论域和精神实质？代之“教”是否继承了《学记》中“教”之所指和能指？随着时代的变迁，搁置文本中的礼乐教化内容和固化仪式不谈，它在理性扬弃过程中是否有所缺失？这些问题是值得商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