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的北京政变以及随后之孙中山北上，激起中国政治与舆论的千层浪，南北各政派空前密集互动，一时函电往来交乘，与政治的区隔化、细分化对应形成多个影响较大的舆论中心。海内外学界对孙中山此次北上的原因、经过以及与各种政治力量关系的研究成果斐然，①但对于这一事件所引发的连锁新闻舆论效应及其背后政治运作，着眼整体历史通贯地辨正“本事”与“叙述”之间的关系，仍有较大的扩充余地。历史事件本身作为事实是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且为确定的历史过程，而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同时是历史叙述和历史知识生产的过程，甚至二者呈现一种此消彼长的状态。进言之，“叙述”向世人传递了看上去确定的历史知识而变得愈加清晰，“本事”则由于受众多历史叙述的干扰和影响渐显模糊，甚至捉摸不定，史家要想回到“本事”，则需要拨开纷繁歧乱“叙述”的重重迷雾。新闻舆论作为一种外部观察和评判，除去客观条件差异性之外，其政治立场和倾向性等主观性因素，深度影响着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和表述，甚至形成具有某种不确定性的多元化历史叙述，于是“叙述”与“本事”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距离和张力，但它本身即为构成整体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复原“本事”难以绕开的必要因素。孙中山北上是一个连续的事实发生和演进的过程，在南北主流报纸中产生一连串的新闻舆论效应，后者既是对前者的适时观察、描述和反应，同时也是对前者不断地进行建构和重构的过程，在试图澄清事实或形塑社会舆论的同时，往往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价值判断，这都给后来人重新认识它带来无限的复杂性。 基于此，本文通过纷繁史实努力回到历史现场，围绕孙中山北上这一中枢历史事件，贯通并比勘前后左右内外相关史事，以期在整体历史中爬梳其故实，依时展现不同政派与新闻舆论互动与角力的历史演化，以及南北政争大幕下政治与社会的各种复杂面相，深层揭示孙中山北上本意。 一、南与北：迎孙、阻孙与拒孙 1924年10月22日，时为直系阵营的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反直武装政变，史称“北京政变”。对于这场被称为“中国正遭遇即将迈上统一路途之重大时机”、②“中国统一之大枢纽”③的政治大变动，南北各方的认知与评断却相差各异，这些均不同程度地成为影响孙中山晚年北上这一历史事件的关联性因素，不可不细察深究。 事变后的冯氏对自身行为评估与外部评论判若两途，而且前后也大不相同。10月23日，冯在日记中记述其对外谈话称：“此次班师回京，完全为国民请命，绝无私意”。④冯氏此番及其以后一系列谈话，实际上均含有较为明显的自我辩白和粉饰成分。同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联名发表全国和平通电，宣称：“至一切政治善后问题，应请全国贤达急起直追，会商补救之方，共开更新之局。所谓多难兴邦，或即在是。”⑤同时，还抛出了以“委员制”改造国家政体的新方案，段祺瑞、孙中山、唐继尧、卢永祥等9人均在此列。诸如此类公开宣讲陈义甚高，冠冕堂皇，其私密记载亦无明显破绽，然而综观全国不同舆论中心风向，京师内外有别，褒贬格外分明。 京师的主流新闻舆论几乎是跟着冯玉祥的定调同声相应。《京报》记者邵飘萍几乎全文转录了23日下午冯的谈话：“对曹总统并无恶感，对吴子玉(佩孚)亦保全私交，唯万不得已，为民请命，为国救亡，绝对无其他目的。”⑥其他报纸则迫于生存考虑，在发表时事评论时，也都颇为曲隐。作为研究系报纸的《晨报》，在政变两天后发表社论表明：“本报在此武力高压之下，固亦不能畅所欲言，然记载战事之消息，要必加入种种暗示，冀读者于字里行间，想见其万一。”⑦无独有偶，日系报纸《顺天时报》于政变前一日，其发行工作突遭警方查扣，被迫紧急重申所谓“言论自由主义”与“公平中立”新闻立场，在随后发表的社论中一方面批评此次战争乃“朋党之私斗”；另一方面颂美“冯将军毅然而起”的停战义举以及冯军“军规严厉”。⑧可见，京师的政治立场，与取向各异的报纸对于同一“本事”的叙述方式和风格惊人一致，几乎同趋于在溢美声中婉转地表达弦外之音。 相反，北京以外报纸舆论的叙述，转呈另外一种趋同现象，即毁多誉少，贬斥胜于颂扬。天津罗马天主教会报纸《天津益世报》基于教派敌对缘故，斥责冯玉祥是“张勋第二”。⑨同为日系的《盛京时报》谓其“朝秦暮楚，首鼠两端之将何以自解”，且“以基督信徒，突有此不信之行，彼潘周夏超，又奚责焉”。⑩长江流域齐燮元、孙传芳等直系将领大骂冯玉祥为“逆贼”，“反骨外张，祸心内藏，豕突京邑，鼠跳中央，胁夺兵权，矫发伪令”。(11)很快，上海成为全国“讨冯”的最强舆论中心。《民国日报》附刊《评论之评论》和《觉悟》等，是当时最早发表中共“讨冯”言论的报纸之一，批评“中国唯一的救国者”其实质“亦是一位军阀”；(12)“倒了吴佩孚，撵了曹锟，继起还是一个军阀”；(13)甚而认为“基督将军为北京政府之独裁者”，意味着“基督教人格救国”破产。(14)与之相呼应，中共机关报《向导》也发表了系列时评，称“此次北京政变，显然是英美帝国主义者抛弃了一个旧工具——吴佩孚，另换上一个新工具——冯玉祥，这个新工具比旧工具更柔顺从服一点，更得中国的所谓‘舆论’赞助一点”；(15)“英美帝国主义的宠儿冯玉祥，在吴佩孚不利的形势下，跑回北京，主持停战，代替帝国主义者执行前此预定之计划”。(16)就连同属研究系的《时事新报》，却与《晨报》取向大相径庭：“以冯此次人格上之损失，实百倍于驱黎时之逼宫。”(17)报纸《字林西报》亦言，冯“败坏道德，必难号召”。(18)综合而观，京师舆论走向确实受到冯氏集团的干预或暗示，而中共所言冯玉祥甘为英、美帝国主义的“马前卒”，则成为国民党左派反对孙中山北上的重要理据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