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抗日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侵略引发的。然而，中国的落后也的确给了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历史反复证明：落后就要挨打!落后绝不是打人者之所以打人的理由，但却是挨打者之所以挨打的原因。1941年10月，毛泽东在《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一文中指出：“日本和希特勒之所以能跳梁小丑，猖獗一时，就是因为他们抓住我们的弱点，这弱点就是不团结。”①1951年12月，毛泽东在《给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的复电》中指出：“帝国主义过去敢于欺负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各民族不团结。”②当时中日之间的差距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上，也体现在开放性和凝聚力等软实力上。抗日战争表面上是中日之间的军事较量，实际上却是中日两国军事、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全面比拼和综合竞赛。抗战时期中华民族表现出的不屈不挠、气壮山河的精神，人们称之为“抗战精神”，这种精神在中国人民持久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在抗战时期的具体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弘扬。我们在探索抗战精神的源头时，不能不把目光投向源自远古并在抗战中发挥了凝聚作用的炎黄文化。 以往学界对炎黄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先秦秦汉时期，对近现代炎黄文化的研究又集中在辛亥革命时期，对抗战时期炎黄文化的研究则侧重于国共两党对黄帝陵的祭祀，③全面论述抗战时期炎黄文化的文章至今尚无。因此，探讨炎黄文化的勃兴对抗战胜利以及中华民族觉醒的作用很有意义。 一、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的纽带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都尊奉炎黄为民族始祖，都以“炎黄子孙”自居，同祭黄帝陵，炎黄文化成为促进两党再度合作的催化剂。 1932年1月29日，率领十九路军在淞沪地区英勇抗战的蔡廷锴将军领衔发表通电：“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卫国守土而抵抗，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物此志，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④表达了十九路军将士不负炎黄先祖、坚决守土抗战的决心。 1932年12月19日，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开发西北案》。蒋介石、宋子文、何应钦、孙科、张继、戴季陶等军政要员先后视察西北。“中央的人，纷纷到西北，社会的领袖，也纷纷到西北，‘到西北’去已成一种‘国是’了”。⑤1934年4月，宋子文在兰州各界欢迎大会上明确表示：“西北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是整个国家问题。现在沿江海各省已在侵略者炮火之下，我们应当在中华民族发源的西北赶快注重建设。”⑥1934年10月，正当中央红军开始进行战略转移之际，蒋介石对西北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视察，被当时的报刊称为“万里长征”。⑦10月1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余极思经营西北，以为复兴之基。”⑧20日，蒋介石从宁夏飞往西安，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见贺兰山之雄伟，而不起汉族复兴之念者，非黄帝子孙也。”⑨1936年，在南京举办了西北文物展览会，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致辞说：此展览能“使国人一致奋起，合力开发西北，匪为国难可以消解，民族可以复兴，即仰俯之间，亦不愧为黄帝之子孙矣”。⑩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如此重视西北地区，一是为了创建抗战后方基地，二是试图发掘包括炎黄文化在内的民族精神资源。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这是他视中共为“心腹大患”，视日本侵华为“皮肤小病”，(11)颠倒内外矛盾与主次关系，防内甚于御外的结果，因而饱受国人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是个只知媚外的投降派。以丧失部分利益来延缓战争的全面爆发，这叫作妥协退让；以丧失根本原则来换取所谓的“和平”，这叫作屈膝投降。蒋介石属于前者，汪精卫属于后者。蒋介石早年就有民族主义思想，他在1934年6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友人赠我郑所南先生之《心史》，如逢故友。此史为余少年在倭时最爱读之书，促进我革命情绪不少也。”(12)1934年6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呜呼!国家被辱至此，何以为人!凡有血气之伦，黄帝子孙，其将何以雪此奇耻!”(13)1936年4月13日，蒋介石乘船经过三峡时说：“凡入峡睹此壮观，而不起中华自豪自强之念者，非黄帝子孙也!”(14)在1933年1月20日的日记里，蒋介石真实地描述了自己的矛盾心理：“近日甚思赤匪与倭寇，二者必舍其一而对其一。如专对倭寇，则恐始末之匪乱以至覆亡，或如苏俄之克伦斯基及土耳其之青年党，画虎不成，贻笑中外。惟以天理与人情推之，则今日之事，应先倭寇而后赤匪也。”(15)可见蒋介石心里也明白，抗日是民族大义，先攘外才合乎“天理与人情”，但他却因过多考虑国民党利益以及担忧国力不及日本而迟迟下不了抗战的决心。这种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奠定了蒋介石成为抗战领袖的思想基础，也使其自称“黄帝子孙”，利用炎黄文化等传统资源来激励国人抗战，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其实这又何尝不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文化基础呢? 1935年，于右任委托友人汇编黄帝资料而成的《黄帝功德纪》在南京出版。于右任在序中说：“黄帝公孙轩辕氏，实吾中华民族之元祖，吾中华民族有此生息昌大之疆土，有此博大悠久之文化，有此四千年震烁世界之历史，翳维黄帝，为国族之神……是中华民族之全体，均皆黄帝之子孙也……黄帝不惟为中华民族之始祖，抑又为中国文化之创造者也。”(16) 1935年4月7日，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邵元冲、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张继等代表国民党中执监委和国民政府祭扫黄帝陵，先后恭读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会祭文、国民政府祭文和陕西省各界祭文。国民党中央执监委会祭文颂扬黄帝“睿智神明”，希望能“复我疆圉，保我族类”。国民政府祭文称赞黄帝“武烈文谟，迈今铄古；生民以来，巍乎莫尚”。竭力促成此事的邵元冲，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此次祭谒桥陵，为民国以来之创举。余年来提倡之民族主义，亦借此而稍申其鼓荡之意……此实民族历史教育之基本也。”(17)4月16日，《中央日报》刊发《黄陵祭扫记》，称赞黄帝“是一个开国的元勋鼻祖，是一个厚生利民的发明家，是一个戡暴定乱的元首，是一个创制修文的先知先觉”。(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