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8)05-0108-14 1945年5月，中国国民党在战时首都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国民党来说，这次大会非常重要，它不仅是相距约10年之后才举行的全体会议，更是抗战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时刻召开的全党代表大会。作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党国最高领袖蒋介石，当然更是希望通过这次大会的召开，达到团结全党、巩固政权、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进而迅速恢复战后经济的目的。然而事与愿违，国民党的“六全”大会不但未能达到上述目的，反而进一步加速党内分裂，派系间斗争更加激烈。会后不久，抗战取得最后胜利，但国民党并未能凝聚党内共识，顺从国内民意，只经短短几年，就最终失去了大陆政权。 关于国民党“六全”大会，过去20年曾有不少论著涉及这一问题。最早的研究主要出自台湾学者，但对其评价却不尽一致。①近年来大陆学者对此亦予以关注，并以中共“七大”与国民党“六全”两个大会为重点，对1944—1946年国共两党的最后政治转型进行比较。②汪朝光主要研究的是“六全”大会召开后的历次会议，并连续发表系列论文；③而研究最为深入的王奇生，则利用时人日记和军统情报档案，对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制度，特别是围绕“六全”大会的选举予以详细分析，结论是国民党的这一最高权力机关最终演变为各派争夺权力的政治舞台，而党的最高决策权却无形中日益低落。④近年来，随着众多史料的出版和公布，对于国民党“六全”大会亦应有新的研究。令人遗憾的是，原本参与“六全”大会决策的重要人物如陈果夫、陈立夫、吴铁城、张治中、陈诚等人的日记或回忆录均很少涉及这方面内容。⑤本文主要依据的是蒋介石日记、《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以及其他相关史料，特别是近年出版的民国重要人物日记和回忆录，从亲历者的笔触中再现国民党各派系在会议召开前后的密谋与各种活动。本文亦着重从蒋介石的角度去观察事先他对召开“六全”大会的期望，为了解决党内矛盾，他甚至希望以增加中央委员的名额来平息党内的冲突。但他所做的一切并无什么作用，“六全”大会非但未能达到他预期的目的，反而在党内进一步扩大了矛盾，并与数年后国民党失去大陆政权亦有直接的关系。 一 会议召开的背景 中国国民党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而确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孙中山被推选为国民党总理，选出胡汉民等24名中央执行委员(其中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为常务委员)、毛泽东等17名中执委候补委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和候补委员各5名的中央委员会。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又于1926、1929和1931年分别召开了第二、三、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委人选虽有变化，但名额都是一致的，即中央执行委员36名(其中常委9名)、候补中执委24名、中央执行监委12名、候补监委8名，总计中执、监委委员(包括候补，本文所说的中委数额均包括上述人选)80名。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并未进入中央高层(甚至连候补中执委都没有选入)，其后第二、三、四次全会虽然成为中常委委员，地位亦逐渐上升，但尚未成为党内的绝对领导核心。直到1935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五全”大会上情况才有了变化，本届中委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到260名(其中中执委120名、候补60名、中监委50名、候补30名)，虽然胡汉民和汪精卫分别担任中常会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蒋介石名义上只是副主席，但还是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掌握了党政军的最高权力。 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久，1938年3月，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虽然此次全会没有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却推选蒋介石担任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从而在法理上确立了蒋介石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到了1945年，抗战已到最后关头，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取得决定性胜利，而中国共产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一支对国民党在政治、军事上造成严重威胁的力量。此时，号称“四强”的中国国际地位空前上升，作为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最高领袖蒋介石，自然要考虑在此关键时刻召开党的代表大会，重新建构党的核心，借此统一全党意志，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胜利。 1945年新年伊始，蒋介石就“约中央常委，讨论党代大会与国民大会日期”。1月8日，“开常会通过第六次代表大会日期”。几天之后，他在制定民国卅四年大事表时，即将“本党之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召集”作为当年工作的中心与目标。蒋介石认为，召集“六全”大会的目的，就是要“以党之组织力量贯彻党之政策，以党之组织力量巩固其核心，以局部之民主作风团结其内部与社会，以党政力量控制社会，获得军事在空间之行动自由”。⑥ 1月11日晚，蒋介石与陈果夫等人“谈六代大会方针与组织方针”，最终确定了“六全”大会的开会日期，并计划“大会以前，征集社会与教育、经济界名人入党”。⑦大事已定，蒋介石很是高兴，紧接着又在考虑“党代大会之意义与目的及其使命之检讨”和“建立党团与加强组织之研究”。⑧1月20日，蒋介石与属下商议了出席代表大会人选的数目以及方针，并确定会议将在重庆复兴关中央干部学校(中央训练团旧址)举行。当天下午，蒋介石前去实地视察，却没想到“如此美丽风景与要地，任令如此污秽零乱，殊堪痛心”。⑨ 会议方针及代表数目既已确定，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与会代表的选举方法，而这又是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为了能够出席会议，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力量都在暗中较劲，争取得到更多的代表资格，为进入党内中枢创造条件。1月15日，中央设计局局长、政学系元老熊式辉邀请国民党中央正副秘书长吴铁城、甘乃光到家中讨论此事，决定“一、代表大会筹备会人员，宜增名额，免为部分人包办，易使促成党之分裂；二、筹备会首应草一宣言，指出此后党的总任务，鼓吹党外人才入党；三、准备改组方案，使党内同志一致认识其需要；四、研究宪法草案，使具体修正案能提会讨论”。⑩两天之后，熊式辉又约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与吴铁城餐叙，讨论的议题还是“关于‘六全’大会事”。(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