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时期，中国沿海地区频遭倭寇①侵掠，沿海居民多受其扰，苦不堪言。倭患不但对中国传统社会有着重要影响，而且对中国与日本、朝鲜的外交、军事、经贸活动亦有深远影响。 关于倭寇侵扰中国的起始时间，学术界普遍认为应始于元代。②然而，从研究时段上看，以往学者多集中关注嘉靖大倭患，却对元代倭患缺少相应的热情。③毫无疑问，嘉靖时期的倭寇问题最为严重，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也最大，理应受到重视。但是，从东亚史的视角来看，倭患历时至少长达四个世纪(13—16世纪)，不同时期的倭寇有很大的差异，若集中研究嘉靖大倭患而忽视前期倭寇的话，很容易得出片面的结论。所以，要想对历史上的倭寇问题做一个全面梳理，就必须追踪溯源，对早期的倭寇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目前并不多见的有关元代倭寇的研究成果中，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在分析倭患形成的原因时，以往学者或分析朝鲜半岛和中国的经济状况和海防力量，或着眼于日本国内的动乱形势，然而却鲜见从气候与环境的角度来考察当时的东亚局势。日本国内的动乱是否与干旱、台风、瘟疫、洪水等自然灾害有关？倭寇侵掠朝鲜半岛、中国沿海是否与饥荒有关？饥荒的发生是否与气候变冷导致粮食减产有关？这些都是之前学者鲜有关注的问题，本文拟对之进行试探性的研究，以期抛砖引玉，敬请方家指正。 二、倭寇在元代中国沿海的活动 从东亚范围来看，有关倭寇的最早记录，可追溯到414年所立的高句丽广开土王(好太王)的碑铭。④自1223年始，倭寇多次侵扰朝鲜半岛，给金州、海州等地的沿海居民带来了巨大灾难。⑤元代，倭寇在中国沿海的活动也相当频繁，尤其是在元末，“倭屡入寇，抑无所纪”。⑥中国沿海各地，从福建到江浙，再到山东、辽东沿海，均遭受过倭寇荼毒。 倭寇侵扰沿海，多与来华日本商人相关，尤其是庆元地区的倭患更是如此。元朝虽然有时也实行海禁，但海禁时间较短，政策不具有延续性，而且禁民不禁官，禁内不禁外，海禁期间甚至仍然鼓励招徕外商。⑦在这种环境下，元朝海外贸易兴盛，日商频繁来华贸易。据不完全统计，至元十四年(1277)到至正二十四年(1364)的88年间，中日之间至少有43次通商，而实际数量可能为此数的数倍之多，且绝大多数为日本商船来华贸易。即使是在元日处于敌对的状态下，元日两国间的贸易也不曾中断。从地理位置来讲，庆元距离日本最近，故自宋代以来一直就是对日贸易的重要港口，来华的日本商船几乎都是驶抵庆元。⑧ 然而，日本商人到中国贸易时通常都会携带武器。这些武器既可用于海上自卫，但同时也可用于杀烧抢掠，为中国海防埋下了安全隐患，故引起了元朝政府的警惕。日本“唐宋以来，但修贡而不闻寇抄，中国亦加优恤，不为防御”，⑨但元朝自两次东征日本时，开始注意部署沿海军力以防日本侵扰。至元十六年，日本商船四艘，篙师二千余人至庆元港口，庆元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哈剌带⑩在确认日本商船并无威胁之意时，方准其贸易。至元二十一年，元朝任命哈剌带为沿海上万户府达鲁花赤。次年，哈剌带“奏对请庆元亲军衣装，禁戢倭人、海寇、私盐数事，上嘉纳之”。(11)至元二十九年六月，日本到庆元贸易，风坏三舟，惟一舟到达。十月，日本舟又“至四明，求互市，舟中甲仗皆具，恐有异图”。为此，元廷又“令哈剌带将之，以防海道”。(12)大德六年(1302)十月，改浙东宣慰司为宣慰司都元帅府，次年元帅府从婺州徙治庆元，(13)以镇遏海道。(14)大德八年二月，鉴于江南沿海地区的兵力薄弱，元廷又调集蕲县王万户翼汉军100人、宁万户翼汉军100人、新附军300人守庆元，蒙古军300人守定海。(15)四月，又“置千户所戍定海，以防岁至倭船”。(16)大德十年日本商人有庆等人驶抵庆元进行贸易，“以金铠甲为献，命江浙行省平章阿老瓦丁等备之”。(17) 随着贸易的进行，庆元有些地方吏卒对日本商人“不能用公前后待之之道，而利其货宝，劫之以兵”，(18)“欺虐凌侮，致其肆暴，蓄毒火攻，残民骨肉”，(19)从而引发了至大二年(1309)(20)日本商人火烧庆元的暴行。暴乱初发时，当地官员却“不能敌”，致使日本商人在庆元大肆焚掠，“倭人作乱，火城市，杀吏民”。(21)彼时，日本商人到庆元贸易都是“馆于庆元天宁寺”。(22)天宁寺始建于唐大中五年(851)，为历史悠久的著名寺院，(23)然而在这次日本商人暴动中却未能幸免于难，“火于倭人”，惨遭破坏。(24)这些日本人虽是商人，但是却“戈矛剑戟，莫不毕具”，(25)攻击性极强，就连当时的浙东都元帅府也受到了冲击，幸得张复初等人的英勇抵抗，“格杀其渠贼”，方得解围。(26) 庆元著名的玄妙观也在这次倭寇侵掠活动中被烧毁。据虞集(1272-1348)《庆元路玄妙观碑铭》载：“岛夷岁以土物互市，郡境吏卒侵渔之，不堪以忿，持所赍流黄等药火城中。官府、故家、民居几尽，观亦与焉。盖至大二年也。”(27)《庆元路玄妙观重修道藏记》也称玄妙观“入国朝，易今名。继有倭夷之灾，观与藏俱毁。至大辛亥，吕真师既谋兴复，首葺藏殿，置轮机，具像设”。(28)据此可知，玄妙观被倭寇烧毁，后又于至大四年重新修复。 元人吴莱在延祐元年(1314)前后(29)所作的《论倭》中对倭寇杀伤抢掠的行径和庆元官兵无力应对尴尬境遇做了生动描述： 乡自庆元航海而来，艨艟数十，戈矛剑戟，莫不毕具，铦锋淬锷，天下无利铁。出其重货公然贸易，即不满所欲，燔焫城郭，抄掠居民。海道之兵，猝无以应，追至大洋，且战且却。戕风鼓涛，汹涌前后，失于指顾，相去不啻数十百里，遂无奈何。丧士气，亏国体，莫大于此。(30) 为加强沿海戒备，至大二年，江浙省从水路沿海万户府新附军中调取三分之一，与陆路蕲县万户府汉军相参镇守。至大四年十月，因“庆元与日本相接，且为倭商焚毁”，枢密院遂下令于“冲要去处，迁调镇遏”，加强海防力量。(31)延祐三年，“大臣以浙东倭奴商舶贸易致乱”，遂奏请派遣汉卿宣慰闽、浙，抚戢兵民，海陆为之静谧。(32)延祐四年，王克敬被派往庆元“监倭人互市”。“往监者惧外夷情叵测，必严兵自卫，如待大敌”，王克敬到任后，实行怀柔政策，将卫兵“悉去之，抚以恩意，皆帖然无敢哗”。(33) 日本学者藤家礼之助认为至正年间日本商人焚掠庆元事件为“倭寇的前奏”，(34)高荣盛进而认为该事件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或肇端，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之后的一系列倭寇事件，为元代倭患的一个“标志性起点”。(35)从后来所发生的诸多倭寇事件分析，笔者非常赞同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