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避讳问题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姜维东,长春师范大学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辽史,东北史;郑丽娜,长春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吉林 长春 130032

原文出处:
史学集刊

内容提要:

避讳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现象,然而,关于辽朝初期是否存在避讳制度,学界仍存在较大分歧。本文根据历史文献,结合近年来新发现的石刻资料,对辽代避讳制度建立的时间、避讳的原则与方法及研究的价值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不但揭示出辽太祖、世宗、穆宗、景宗及义宗、章肃皇帝的汉名均是辽圣宗在澶渊之盟后追加,而且发现由于国书、使节、牒檄往来,皇太后、皇后也一度起过汉名。出使宋朝方面的契丹官员,也多临时起过汉名,导致《辽史》在记录出使经过时经常与《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所载契丹官员名字产生冲突。通过对辽代避讳制度的研究可以复史之旧,订史之误,补史之阙,有助于解决辽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期刊代号:K23
分类名称:宋辽金元史
复印期号:2019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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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讳学”目前已经不再有其实际意义,但对历史研究而言仍具有积极作用,可以从细枝末节中考察出重大的历史线索。对于文献阙略尤甚的辽史研究而言,各种已经死亡的历史知识如“避讳学”、“堪舆学”、“文字学”等都是研究辽史的利器,需要引起研究者的格外关注。关于辽代避讳问题,南宋人已经不甚了解。①民国以来,辽史研究大兴,但在避讳学领域仍存在种种误解,至今尚未澄清。陈垣认为辽代其初无所谓避讳,并举《辽史·文学传》萧韩家奴在兴宗重熙二十三年所上疏中“天皇帝之考夷离堇的鲁”一语为证,②这种观点影响较大。③事实上,兴宗时期辽已有避讳之举,但仅避汉名,天皇帝耶律亿之父本无汉名,故萧韩家奴在奏疏中仍直呼其契丹名,非不知避讳也。王曾瑜则与陈垣正好相反,他把辽代避讳的范围扩大了,认为“当时官讳的范围颇广,不仅包括皇帝的御名、曾用名,还有皇帝的几代祖宗、皇太子,甚至某些皇后的名讳”。④关于辽代避讳制度实行于何时、避讳的原则与方法、辽太祖等皇帝在世时有无汉名等问题,学者皆未尝深论。兹以辽季金石文字结合传世文献讨论辽代避讳诸问题,以就教于方家学者。

      一、辽代避讳制度的建立

      辽、金文献中没有辽朝避讳情况的明确记录,但从圣宗以前的辽代金石文字可以看出,除了汉人传统居住区曾因习俗而自觉维护帝王名讳外,辽朝自己并没有主动建立并维护避讳制度。

      辽代避讳制度正式实行是在辽圣宗时期。以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澶渊之盟为时间节点,在此之前,契丹政权的各项制度建设仍在进行中,尚无余力注意此等细枝末节。圣宗之前辽朝诸帝名讳依次为太祖讳亿、太宗讳光、世宗讳阮、穆宗讳明、景宗讳贤,在圣宗统和二十二年以前的金石文献中,我们发现“明”“贤”等字并不避讳,“光”字避讳亦不严格。例如,不避讳“光”的有应历十六年的《李崇菀为父彦超造陀罗尼经幢记》、⑤保宁二年的《刘承嗣墓志》、⑥保宁十年的《李内贞墓志》、⑦乾亨三年的《刘继文墓志》、⑧统和三年的《王瓒墓志》、⑨统和十八年的《李翊为考妣建陀罗尼经幢记》;⑩不避讳“明”的有应历二年的《感化寺智辛禅师塔记》、(11)应历九年的《驸马赠卫国王沙姑墓志》、(12)应历十五年的《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13)乾亨三年的《王裕墓志》、(14)统和九年的《韩瑜墓志》、(15)统和十八年的《李翊为考妣建陀罗尼经幢记》;(16)不避讳“贤”的有保宁二年的《刘承嗣墓志》、(17)乾亨三年的《张正嵩墓志》、(18)统和四年的《耶律延宁墓志》、(19)统和九年的《韩瑜墓志》(20)等等。“亿”“阮”由于并非常用字,在此期金石文献中尚未发现。

      澶渊之盟后,辽与北宋建立了对等的“敌国”关系,建立并规范相关的外交仪礼也成为现实之需。“国君序昆仲,信使通往还……其周旋聘问之仪,揖让进退之节,较之各朝尤多创举,制度规程颇有可述”。(21)两朝既有庆吊之礼节,则赵宋极为重视的避讳制度,自然不能不引起辽朝的关注,在交往过程中,辽朝也建立了对等的国书、使节、檄牒避讳模式。(22)据《契丹国志》记载,辽圣宗对避讳之事极为重视,“后因御宴,有教坊都知格守乐名格子眼,转充色长,因取新谱宣读,帝欲更迁一官,见本名正犯真宗讳,因怒曰:‘汝充教坊首领,岂不知我兄皇讳字?’遂以笔抹其宣而止。燕京僧录亦犯真宗讳,敕更名圆融。寻下令国中应内外文武百僚、僧道、军人、百姓等犯真宗讳者,悉令改之”。(23)

      辽圣宗如此尊重宋朝的帝王名讳,则于自身名讳自然不能不予以重视。圣宗之汉名乃其自取,其二弟之汉名,及韩德让之汉名,亦均出其所赐。据《辽史》记载,韩德让赐姓“耶律”、赐名“隆运”均在统和二十二年十二月初,是在澶渊之盟定约南北两朝正式和好之时。(24)翌年,两国就制订并完善了相互遣使的细节,那么,关于在国书、使节等方面避讳的细节也势必在正式遣使前完成。至于圣宗之前辽代诸帝,除辽太宗耶律德光有汉名外,(25)诸帝均无汉名,故当统和二十三年(宋真宗景德二年)二月末两国互遣国使之前,辽朝在短暂时间完成了这种改名工程。(26)辽朝避讳制度包括如下内容:

      (一)为先帝追加汉名

      1.辽太祖汉名为“耶律亿”。辽太祖威名赫赫,然诸史所载其生前活动事迹,均用“阿保瑾”(27)译音的番名。则《辽史》所载其汉名“耶律亿”,当系圣宗追加。(28)或以为太宗所改,证据并不充足。(29)辽太祖是辽朝的创立者,其祖庙的地位终辽一代不变,故耶律阿保机汉名避讳的制度一直延续到辽亡。

      2.辽世宗汉名,据《辽史》记载为“耶律阮”。目前看,圣宗所加诸祖汉名若亿、若明、若贤,均含褒义,世宗之名则否,且在历史上没有避讳之事例,按理来说是不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所以,辽世宗的汉名这里存疑。

      3.关于辽穆宗汉名,《辽史》叙穆宗为“耶律璟”;(30)《契丹国志》:“穆宗讳璟,番名述律,后更名明,太宗之长子也。”(31)两书记载存在差异。查辽代金石文字圣宗以后皆讳“明”字,则辽穆宗最初只有番名,“明”为圣宗追加之汉名,圣宗改制后的辽代金石于“明”皆缺笔处理。金代避金太祖完颜旻之嫌名“明”字,或更其汉名为“璟”,陈大任修《辽史》时,“璟”为章宗完颜璟名讳,不知复更为何字,至元修《辽史》时统一为“璟”,如非《契丹国志》与辽代金石文具存,恐穆宗汉名已泯本义矣。冯家升《辽史初校》以为《辽史》将西夏国主“李德明”记录为“李德昭”,是避辽景宗小字“明扆”中的“明”字,亦不知辽人仅避汉名,(32)而《辽史》此举其实是为了避辽穆宗耶律明的名讳,详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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