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标记是语言里十分活跃的部分。从语用角度看，它们属于命题内容之外的主观性表达，如在“Frankly，that's a very good point”中，frankly作用于that's a very good point，标记说话者的言说态度。从语义角度看，frankly是一种事件语义不充分赋值现象，因为明示言说态度本身就是事件，是一种言说行为，充分赋值的事件为“I tell you frankly that…”（参看Ernst，2004：69-70）。英语可以将这一事件交由一个副词承担（词汇化），而汉语一般需借助“言说动词+NP”（如说实话）或“ADV+言说动词”（如坦白讲）这类短语来表达（组合性）。而且，上述差异还大量存在于英汉语用标记中，其系统性值得研究。 长期以来，我们关注语用标记的分类和用法，但尚未注意到一些语用标记实际上有事件来源，也忽视了语用标记编码的多样性和跨语言差异，而这两方面结合恰能反映不同语言编码事件语义的方式，这对语言对比分析和类型学研究也有重要参考价值。因此，本研究以隐含事件①的语用标记为切入点，对比不同语言编码此类标记的方式，分析编码差异的原因。 2.词汇化及相关研究 世界语言丰富多样，相同的意义在不同语言中有不同表达方式。一种语言中词汇化了的意义在另一语言中可能需要用词组或其他组合形式表达出来（Nirenburg&Levin，1992）。之所以存在这样的编码差异，与概念的词汇化方式有重要关系（秦洪武王克非，2010）。本研究中的词汇化指共时层面的词汇化，即用词表达一个概念（Brinton&Traugott，2005：18）。比如，英语kill表达的是“CAUSE BECOME NOT ALIVE”这一概念结构（McCawley 1968），融合了“动作”和“结果”两个语义成分。 长期以来，共时词汇化研究关注较多的是命题内谓词的词汇化模式，比如运动事件词汇化模式（Talmy，1985，2000；Slobin，2004，2006；阚哲华，2010；李福印，2015；朱韶鼎李恒，2016），以及与之相关的英汉对比研究（李雪 白解红，2009；秦洪武 王克非，2010）。还有研究探讨其它类动词，如“致使事件（causative event）”的词汇化模式（严辰松，2005；杜静李福印，2016）和“看”类动词的词汇化模式（王文斌周慈波，2004）。这些研究为我们进一步分析英、汉语词汇化模式提供了研究基础。但是，能够表达事件语义的不仅有命题内部的谓词；一些句外附加成分，如语用标记，也具有事件性，且更为复杂，同样能体现语言的共性和个性特征。遗憾的是，这类兼顾语用功能和句法特征的语言编码现象尚未得到充分关注，亟待做出系统的描述和分析。 3.研究对象、对比基础、语料来源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按照语用标记的功能及其隐含的事件语义，同时参照Fraser（1996）的分类，选择并观察以下3类常见语用标记进行研究。 （1）言说方式标记（manner of speaking markers）：表达言者在说出命题信息内容时采用的言说方式或态度，如briefly、frankly。 （2）评价标记（assessment markers），表达言者对命题内容的评价，如amazingly、luckily。 （3）信源标记（hearsay markers）：表明对命题信息来源的交代，如It is reported… 这些标记使用频繁，在大多数语言中都存在。研究将以英汉对比为主，兼看其它六种语言的数据，分析不同语言语用标记词汇化的差异，探讨差异的原因。 3.2 对比基础 本研究选取的语用标记都含有事件信息。语用标记表达的事件语义信息是各语言共享的，因此可以作为跨语言对比的基础。如上文提到frankly标记说话者的言说态度，是一个标记言说态度的行为。这类标记的事件语义信息及其与句子成分间的逻辑关系可以通过逻辑式表达出来，如（la）可以表达为（1b）。 （1）a.Frankly,[
is a dangerous game]. b.
②（逻辑式借鉴Ernst，2004：72） （1b）中的“FRANK（e*，I）”明确说明，施事（I）在说出命题时的态度是FRANK（坦率），即I say [
is a dangerous game]，and I am frank when I say this。另外，言说态度标记作用于命题（P），这种逻辑语义关系是跨语言的。基于事件语义的对比平台，我们可以观察相同的语义关系在不同语言中的编码方式。不仅如此，事件语义方法还可进一步分析语用标记的事件结构。基于对语用标记事件结构的分析，可进一步观察不同语言融合事件语义成分的方式，进而找到跨语言编码差异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