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变迁与首都圈规划更迭  

作 者:

作者简介:
平力群,经济学博士,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天津 300191)。

原文出处:
现代日本经济

内容提要:

由政府部门主导的社会分摊资本投资具有弥补私人企业部门投资不足,影响市场资源配置的功能。日本政府依据经济社会变迁编制了7轮首都圈规划,在首都圈规划的引导与支持下,通过社会分摊资本投资,推动首都圈空间结构从“一极结构”向“多极结构的广域城市”到“多核多圈”到“分散型网络”再到“紧凑型功能区+网络”的重构,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城市功能与支撑城市功能的城市结构间的不平衡,缓解了大城市病,使东京发展成为世界城市,使首都圈迈入了全球四大世界级城市圈的行列。


期刊代号:F8
分类名称:世界经济导刊
复印期号:2019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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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是在不断消除城市功能与支撑城市功能的城市结构间的不平衡,纠正城市结构扭曲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1]20。由于由政府部门主导的社会分摊资本(Social Overhead Capital)投资具有弥补私人企业部门投资不足,影响市场资源配置的功能。因此,有效的社会分摊资本投资可以发挥消除城市功能与城市结构不平衡、纠正扭曲,缓解大城市病的作用。另外,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资本存量,因此要依据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投资社会分摊资本。以首都圈规划为依据的首都圈建设,其本质就是在首都圈内通过政府主导的社会分摊资本投资,诱导并指引民间资本的投资方向,从而影响资源在首都圈、甚至超越首都圈的配置。因此,首都圈规划的制定应领先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以有效指导首都圈建设,通过充实、完善社会分摊资本,增进市场,引导资源在首都圈中的适当配置,优化首都圈结构,支持首都圈的健康发展。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我国重大发展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定位之一就是发展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因此,如何把京津冀建设成为以首都北京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就成了一个重要的议题。社会科学很难如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室中通过实验来验证答案的正确性。但国别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社会科学的不足,充当实验室,发挥验证的作用。作为实验室的国别研究可以通过研究其他国家对某一议题的解决方案及其实施效果为我们寻找该议题的解决方案提供实证性参考。日本首都圈建设的案例研究为把首都圈建设成为世界级城市群提供了实证性参考。

      从1958年日本政府开始编制首都圈规划至今,日本经济经历了实现工业化前的高速增长阶段,完成工业化后的稳定发展阶段,泡沫经济阶段,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老龄化背景下泡沫经济破灭后的长期萧条阶段,以及进入21世纪以来从工业经济迈向知识经济的成熟化社会阶段。日本首都圈规划的政策目标之一就是通过有计划地对首都圈进行社会分摊资本投资,把首都打造成相称于日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城市。通过回溯日本首都圈规划的更迭,可以观察到依据首都圈规划实施的首都圈建设在日本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资源配置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参见表1)。在工业化完成之前,日本政府当务之急是支持工业化。日本政府依据首都圈规划,通过投资社会分摊资本,在防止城市无序扩张、巨大化的同时,充实产业基础设施,有计划地修建住宅、铺设铁路与公路网等,为劳动人口从第一产业流入第二产业、从农村流向城市提供了支持。工业化完成后,形成了东京圈社会分摊资本完善与各种核心管理功能集聚的循环,引致了资源向东京中心部的持续集中。为消除东京中心部一极结构的不经济,把东京建设为世界城市,日本政府通过在首都圈内投资社会分摊资本,推动首都圈空间结构从“一极结构”向“多极结构的广域城市”到“多核多圈”再到“分散型网络”的重构,诱导资源向东京中心区以外的首都圈域流动,纠正市场失败对资源的无效配置,缓解由市场力量引致的一极集中,优化东京的生活环境,强化东京的世界城市功能。当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迈进,进入成熟社会后,日本政府强化地域个性的发掘,充分利用社会分摊资本存量,通过构建“紧凑型功能区+网络”的区域空间结构,采取“纠正一极结构”与“集聚世界城市功能”的双轮驱动战略,促进资源对流型首都圈的形成,在疏解资源向东京一极集中的同时,吸引世界资源向日本集聚。

      本研究将日本7轮首都圈规划依据日本经济变迁的不同阶段划分到三大时代背景下,以“首都圈规划—社会分摊资本投资—影响资源配置—消除城市功能与城市结构的不平衡”为分析框架,从影响资源配置的视角对日本政府调整首都圈规划的动因与政策目标进行分析,希望通过对日本政府依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动态调整首都圈规划的回顾与梳理,为我国首都圈如何通过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入世界级城市群提供参考。

      一、工业化完成前的首都圈基本规划:支持工业化的社会分摊资本投资

      急速的工业化与快速的城市化如影随形。在急速的工业化进程中,日本政府编制了《第一次首都圈基本规划》(以下简称《第一次规划》)与《第二次首都圈基本规划》(以下简称《第二次规划》)。《第一次规划》虽然开始突破东京的行政范围,在圈域范围内制定政策,解决东京的大城市问题,但由于规划过于理想,其影响资源配置的结果没能与工业化要求的资源配置相一致。所以《第一次规划》实施中途被《第二次规划》所替代。《第二次规划》重新布局了政策区域,实施了大规模的建设工程,推动了首都圈地域结构的再造,为快速工业化提供了社会分摊资本的支持,也强化了以东京为核心的一极结构的形成。

      (一)第一次首都圈基本规划(1958年):“绿化隔离带构想”

      

      1956年《经济白皮书》宣告“已经不是战后”,同年,日本制定了《首都圈整备法》。1958年7月,首都圈建设委员会公布了依据该法编制的《第一次规划》。该规划受到了霍华德(E.Howard)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的影响,是仿照大伦敦规划编制的,目的是分散向东京集中的产业与人口。规划的主要内容为将以东京车站为中心的半径100km范围确定为首都圈,以东京23区的已建成区为中心,把其周边地区作为市街开发区域并在该区域建设工业卫星城市,以吸收希望入住建成区域的产业与人口,在建成区域与开发区域之间设定绿化地带,以抑制城市向外扩张,即构建“中心城—绿化隔离带—卫星城”的空间结构。对建成区的规划目标是适度集中城市所真正需要的功能,通过建设中高层建筑实现功能高度集中的小型化城市。为此,限制引致人口增加的工厂与大学被作为政策课题[2]。《第一次规划》的特征是把首都圈建设成为由被绿化带包围的紧凑型的建成区与周围的工业卫星城构成的城市群[3]。为支持第一次规划目标的实现,防止东京规模过大与已建成区域过密状况的出现,1959年3月日本制定了原则上禁止新建一定规模的工厂、学校等的《工业等限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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