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8)05-0066-05 进入新世纪之后，欧美报业的生存困境渐成这些国家新闻业界与学界的讨论重点。近年来的新闻研究英文文献普遍认为：报业危机在美国和欧洲广泛存在，尤以美国的报业危机程度最深。[1]一项研究发现，许多关于报业危机的报道都含有“死亡”意象。[2]报业能否在数字时代“幸存”下去这样的问题成为近年来国际新闻研究专著和论文关注的焦点。[3]欧美如何拯救报业的经验，对于同样遭遇收入“断崖式下滑”困境的中国报纸行业，或能提供一些观念和做法上的启发。 一、欧美报业危机的本质 欧美国家报业危机爆发早期，曾有过一些乐观的看法。如研究互联网影响力的知名美国作家舍基(Clay Shirky)认为，报纸消亡就是技术革命的必然结果。[4]美国报业史专家内洛内(John Nerone)甚至兴奋地欢呼“新闻旧秩序的死亡”[5]。这些乐观主义观点可概括为两种：弃“纸”论和弃“报”论，也即抛弃“纸”甚或抛弃“报”，新闻业可以活得更好。时至今日，弃“纸”论在某种意义上已是事实，因为现在几乎已经找不到纯粹的纸媒，“所有的新闻报纸都是报网联合的一部分”[6]。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新闻业在弃“纸”之后成功地在网络平台上建立了新的商业模式。[7]弃“报”论批判的则是传统报业的结构性弊病，如过度商业化、娱乐化等，这种观点认为眼下的报业危机是一剂革故鼎新的“泻药”[3]，救“报”不如弃“报”，离开传统报业的陈规陋习，基于网络的新型新闻业会更健康，更有活力。 可惜，现实证据与乐观想象正好相反。报业一路下滑——在美国表现为“断崖式”坠落，在欧洲表现为相对平缓的下坡——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已经逐渐显露：如因为大量裁员，美国报纸呈现的国际报道、政治报道、科学报道和文化报道都显著减少了。报纸更少做实地采访的原创报道，更多依靠转载外部信源。[8]一项对欧洲5份主要报纸在2001至2012年间报道的质量测评研究结果也不容乐观，这5份日报在11年间销售额平均下降27.42％，报道质量指数下降6.12％，尤其在报纸的社会贡献方面如促进公众讨论、履行监督职责等环节上表现最弱。[9]传统上由报业承担的“瞭望”功能、“把关”功能在危机中严重受损，那么原生数字新闻媒体是否能填补这一空缺呢?现有的研究结论仍然是否定的。一方面，在惨烈的争夺受众注意力的大战中，许多数字媒体自身的可持续模式并未建立；另一方面，少数成功的新媒体巨头很少愿意承担甚至承认“媒体”的社会角色，它们更愿意把自己视为单纯的技术公司。 历史上，报业一直被视为新闻业社会使命最主要的承担者。广播电视作为曾经的“新媒体”，对报纸有过威胁，但新闻报道在它们庞大的节目体量中只是很小的部分，而报业始终以原创新闻作为自己的主要产品。即便在数字时代，报纸仍然雇用了最多的记者，并生产着最多的原创新闻内容。[10]因此在今天的英文语境下，报业(Press)仍是新闻业(Journalism)的代名词，众多研究者关注报业危机的实质意义在于关注新闻，警惕高质量新闻缺失可能带来的社会危害。报业不是新闻实践领域唯一的行动者，广播电视等既有媒体、依托网络的数字原生媒体，以及新闻业服务的公众、其他社会组织和政府管理部门，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影响着当下与未来的新闻。但作为现代意义上新闻标准的主要塑造者，报业仍然是新闻领域的重要力量，如果在眼下的危机中放弃行动，也就放弃了未来的诸多可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拯救报业不是在拯救“纸”，也不是在拯救“报”，而是拯救以报业为代表的面向公众的新闻实践和其应该承担的社会使命，唤起一种以报业为主体同时容纳多元行动者的，旨在数字时代延续并提升新闻实践的创新努力。 二、报业危机的原因 国际新闻研究文献对眼下欧美国家报业危机的担心集中在“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问题上。虽然美国和欧洲报业表现出的症状不同，但普遍认为报业组织的经济困境是影响其可持续性的直接原因。如皮尤报告称，[11]美国报业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广告收入缩水40％，报业裁员人数是2007年的5倍，而且并没有随着金融危机的结束而复苏；2016年美国日报的总发行量(包括印刷版和电子版订户)仍比前一年下跌8％，总广告收入下跌10％，报纸的宏观下行趋势还未见底。相比之下，欧洲国家的报业危机虽然相对缓和，尤其是在北欧和德国，报业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地位仍然强劲，但新闻使用者向网络迁移并持续分化的问题仍然严峻。一项对欧洲六国报业状况的分析显示，报业在这些国家都被认为面临严重挑战，其中，收入下降是最主要的问题。[12] 研究者总结了很多报业经济困境的原因，概括起来有如下三类：第一，提供免费新闻内容的原生数字媒体成为对报业的威胁。当今，欧美报业普遍对网络版采取付费阅读策略，但高达97％的原生数字媒体提供免费内容，[13]后者显然具有竞争优势。第二，高度商业化模式可能损害报业在经济上的抗风险能力，不过这一点上体现出美国模式与欧洲模式尤其是北欧模式的不同。美国报纸的广告收入占其总收入的70％—80％，而且为了满足“股票持有者”的利益，不少报纸进行高风险并购，导致债台高筑。[2]相比之下，欧洲国家报纸更多依赖读者订阅而非广告，商业化程度没有美国高，来自文化传统和国家政策的保护较多，面对市场冲击时就没有那么脆弱。第三，各个国家都出现了受众持续分化的趋势。在信息供过于求的数字时代，新闻媒体无论是靠内容还是靠品牌来维系受众的注意力都变得更为困难。总之，竞争者挑战和市场条件改变是报业困境的外因，但归根结底更重要的还是内因，是新闻使用者对新闻提供者的深层“信任危机”导致了报业与其所服务公众的连接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