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设计 (一)问题提出 “跑线记者”作为媒体与政府机构、社会单位之间的一条枢纽，其历史由来已久。为了便于媒体资源的集中化管理和采访资源的程式化运作，设定固定的记者与相关机构对接，是国内媒体基本接受的一种模式。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坚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媒体与政府机构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这个传统沿袭至今，比如政府机构一般都设置“通讯员”与“跑线记者”对接，“通讯员可以看作是官方报料人，其目的在于利用媒体宣传政府的政绩和典型人物”(彭华新，2015：94)。也就是说，“通讯员”与“跑线记者”可以看成是新闻生产领域的一对合作伙伴，前者为后者提供新闻素材，包括设置议题、安排采访对象、采集数据等，后者为前者提供公关平台，包括形象公关和危机公关。这对关系衍生出一个问题，即“跑线记者”的中立身份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又反推出另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是否意味着它是具体的某级政府机构的喉舌?在写作本文之前的访谈中，大部分记者存在这一困惑，或称为“身份纠结”。在日常工作中，“跑线记者”以何种话语方式呈现自己的观察和观点，又以何种策略来应对政府机构的资源性“驯化”和社会公众的道德性“绑架”?在当代媒介环境中，社交媒体平台的出现、网民公共意识的兴起，这些因素是否会对“跑线记者”的话语策略产生某种影响?这正是本文需要求解的问题。 在此之前，我们还必须明确“跑线记者”的外延与内涵，以及与“非跑线记者”的区别。通过对我国当前各个层级的报社和电视栏目的调查发现，一个单位的记者群体基本被贴上“突发类”“常态类”“深度类”等标签(不同单位存在表述不同的问题)，其中“常态”是指被分配对口单位的记者，负责报道对口单位的事迹和人物，主要是对口单位的常态性工作成绩，如公安线记者负责报道警方破获的大型案件。“突发类”与“深度类”记者群体为“非跑线记者”，“突发类”记者属于临时调度的报道者，比如根据报料人提供线索了解到了凶杀案件，并非由公安线的“跑线记者”出面，而由“突发记者”采访现场，因为这属于一般意义上的“负面新闻”，而在随后与公安部门的接触，并希望公安部门协助采访时，才由“跑线记者”出面，获取案件的权威信息，并顺便为警方破案的效率做“正面新闻”。这也是媒体内部流传的“白脸红脸说”，即突发记者“唱白脸”(当坏人)，跑线记者“唱红脸”(当好人)。深度记者同样也不具备固定领域和对口单位，因此也难免在某些调查报道中“唱白脸”。从访谈材料中可知，所谓“跑线记者”，无非就是长期专注于某一领域的报道者，他们与这一领域之内的政府机构和企业团体形成固定的、非正式的合作关系。 (二)文献综述 1.“跑线记者”的研究现状 “跑线记者”这一概念在媒体业界早已约定俗成，但尚未有人进行过理论化、系统化梳理，目前为数不多的几篇研究成果的作者多为媒体工作者，均为应用指导型文章。《新常态下跑线记者如何跑“线”》一文的作者为营口电视台“跑线记者”，从其话语立场来看，毫不隐讳地将对口单位置于正义一方，如“笔者跑妇联战线五年有余，专职负责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的宣传报道，这既是政府大政方针宣传的硬任务，也与广大妇女创业扶持的民生息息相关”(肖南，2016：5)。《跑线记者在新闻竞争中要学会转变角色》一文的作者为广州电视台从业人员，在文中指出了“跑线记者”的“传声筒”角色：“跑线记者可以做传声筒和代言人，前提是传出去的声音和‘代言’的消息是有价值、群众是关心的，这样也凸显出跑线记者跑线的成绩”(杨嘉良，2014：67)。 2.职业记者的身份研究 虽然以“跑线记者”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不多，但这一研究领域并非缺乏学术土壤，相反，这正说明针对这一媒介主体尚有较大的探讨空间。“跑线记者”关系到媒体与政府的关系、记者的专业精神与职业角色等学术背景，“跑线记者”研究与这些领域相关。陆晔、潘忠党从专业主义话语建构的角度研究了新闻从业者的两种身份认同，并认为这两种身份来源是新闻业的两种控制模式：“在‘专业模式’下，新闻从业者首先被认为具有独立的专业人格……在‘宣传模式’下，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角色得不到这种尊重，‘专业化’仅限于形式、手段和技能上的创造及提高，而不包括在内容上——包括选题、思想、新闻框架(news frames)的选择——的独立判断的权力。”(陆晔、潘忠党，2002)陈阳将中国新闻界的职业角色进行了分类：宣传者、参与者、营利者和观察者(陈阳，2006)，这种分类方式对“跑线记者”的职业定位有一定参考价值。白红义将当代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角色分为“中立性”和“倡导式”两类，并认为“中国记者往往体现出较为强烈的倡导者色彩，这种角色模式的形成与中国新闻业的两个传统密切相关：其一为文人论政的传统……其二为党报的喉舌传统。”(白红义，2012)白红义的观点是对Morris Janowitz等学者观点的延伸，Morris Janowitz提出了“守门人”(the gatekeeper)与“倡导者”(the advocate)的概念，“倡导式记者自认为这一职业存在着一个合法信念，并确信他们是在通过媒体为‘客户’的利益代言”(Morris Janowitz，1975：618-662)。赵云泽等通过访谈，对记者职业地位进行了考察，认为“从业者面临着深刻的社会认同危机，记者们也自我贬斥为‘新闻民工’。”(赵云泽、滕沐颖、杨启鹏、解雯迦，2014：86)丁方舟、韦路研究了中国新闻人的职业话语变迁，在社会化媒体时代，“‘新媒体/传统媒体’话语呈明显上升趋势，发展成为‘理想/现实’之外新闻人使用最多的一组二元对立话语”(丁方舟、韦路，2014：3)。这些研究为“跑线记者”的职业身份研究提供了理论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