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762(2018)06-0008-08 道德教育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对其所有的探讨都无法脱离“实践”二字。对道德教育的讨论必然与道德的实践本性息息相关，亦即道德教育不只是提升个体道德认识，还包括思想、感情层面的道德精神熏陶，实现对个体行为的规范。当个体面向未知且无明确界限的自然世界时，个体的行为也具有不明确性，至此，个体亟待寻找能够划定行为边界的理论指导，在恰当的边界内发掘自身行动的真善美统一。成就人就必须从价值的方向引导其行为，而哲学领域的实践理性具有的行为功能、理性能力以及对于意志、善的回应在某种程度上与道德、道德教育的需求不谋而合。它对人与世界、人与自身的“应当如何”问题的把握，为道德教育提供了可行的方向，道德教育的种种迫切需要实践理性的关怀。 一、理论探询：实践理性与认知理性的让渡与制衡 (一)实践及实践理性之滥觞 论及实践，我们取其最为一般的概念，即为有目的、有理性的对客观世界进行能动性探索与改造的物质活动。追溯至我国古代，“实践”一词最早在宋代吴泳的《鹤林集·上邹都大夫》与王夫之的《张子正蒙注·太和篇》中有所提及。将目光聚焦到西方哲学史，哲学家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人对于实践的词义及意义均进行过探讨与研究，而真正将实践赋予哲学含义并矢志不渝地做出一番哲学研究的非德国哲学家康德莫属。顺着历史的沿途继续探寻，我们觅见马克思、恩格斯将实践作为精神与物质、自然与社会的中介桥梁，从纯思辨的理念落定到现实劳动生产上，并认为劳动实践过程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 我们把实践汇集到更加甚微的视角后发现，并非每种活动都叫作实践，而是只有其目的的实现被设想为某种普遍规划过程的原则之后果的，才能称作实践。[1]有学者将实践划分为“技术性实践”和“伦理性实践”两种相异形态：“技术性实践”基于对自然的客观性认识，有目的、有意识地将内设观念转变为具体实在的活动过程；而“伦理性实践”又为“道德性实践”，倾向于在情景、环境、社会中的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在批判、选择、重释的基础上开展的改造、创造过程。当然，此处提及的改造对象既包括外在事物，又包括实践主体本身。道德实践的主体是人，而人是理性的存在，因此，道德实践活动更需要理性的参与。本文涉及的实践理性中的“实践”有“伦理性实践”之意。 实践理性是康德历经“哥白尼革命”从纯粹理性中划分出的一支分流，与认知理性分别寓于不同的领域。认知理性处于科学—认识论领域，而实践理性处于道德—伦理领域，二者分别对真知与至善展开不懈的追求。康德将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化为相互对立的两方，诉诸判断力(审美活动与能力)加以协调，架起两种理性联通的桥梁。黑格尔也认为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是理性的两种基本形式，分属不同方面的两种能力。认识活动分化成理性冲力的两种运动，一种运动负责探索存在的世界之规定，更替自身意识存在的主观性理念，从而充实自身的自我确定性；另一种运动将外在感官世界看成虚假、或然、待改造的整体，通过本身的内在本性改造、创造外部感官世界，实现人本身。前一种运动中控制认识能力的理性叫认知理性，而后者中的实践能力、创造善的意志即为实践理性。[2] 到底何谓“实践理性”？康德认为实践理性是纯粹理性的实际运用，发挥纯粹理性的实践功能。他曾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批判不纯粹的实践理性，认为其夹杂太多的感性、爱好，以至于失去了自由意志，失去了行善的道德价值，失去了人的尊严。实践理性优于理论理性，因为前者不仅能够保证后者必然否定的东西，而且还表现出在有关无条件者的理念中理论理性超出了自身的范围，此理论理性是由实践理性的需要决定的。[3]康德如是说：“人道德行为的善恶不在于他的教育程度，不在于他对知识的见解，而关键在于理性本身，在于人的实践理性。”[4]笔者认为实践理性即为实践主体的意志(欲求能力)，是道德律与绝对命令，具有绝对性、超验性和普遍必然性特征，是人所特有的并用以指导自身行为的理性。 谈论实践理性，必然无法避开“善良意志”与“自由”两个关键字眼。在康德哲学体系中，他们既是实践规则制定的依据，又是实践的最终旨归。可以这样说，善良意志就是纯粹的实践理性，遵循实践理性制定的先验的绝对命令；反过来，实践理性即善良意志，是人处于理智世界并探索出的规律(康德称其为道德律)，并将此规律最终转化成意志力。自由是实践理性与认知理性的属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确证。道德主体不管论及其具体的行为还是意志所为之行动的法则，都应有自由之存在，并不受外在目的与要求的影响与限制。康德曾做出这样的论断，他认为自由是实践理性一直追逐却无法实现的东西。为了我们心目中闪烁着理想光芒的自由，只能不断完善实践理性，令其合理化，为自由的实现提供保障。一言以蔽之，实践理性、自由、善良意志三者的关系统一起来可以表述为自由的实践理性是以善良意志为根本目的，而实践理性与善良意志都反映着人之为人而不可缺少的自由。 (二)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之关系耦合 在柏拉图眼中，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是“纯粹智力技艺”与“实用技艺”的和鸣；追溯至康德，化身为纯粹理性的一体两面；行至黑格尔，转化成认识真理与实现善的两股冲力；问询马克思，有认识世界与改变世界之称谓。由上观之，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从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分离过，此彼相和，脱离任何一方谈另一方，彼此都会陷入无根之境。 先论认知理性。认知理性主要排除个体在认识客观世界中来自自身主观因素的干扰，以认识客观世界为旨归，排除情感、欲望、主观意愿等非理性要素，用尽可能客观的知识、严格的逻辑思维认识客观真理，还原世界的真实面目。认知理性应用思辨、分析、整合为目的手段，对于经验事物的属性、特点、本质进行精确分析。然而，认知理性的缺点和弊端我们却不能视而不见，一则，仅仅对外在事物做出认识、发现与说明，却没有能动地改造人、自然界以及二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二则，认知理性关注由外转内的内化过程，却忽视自内生外的外显过程，在客观真理转化为意识形态之处戛然而止，缺乏客体—意识形态—行动的完整转化，没有凭藉所得经验运用于探究社会发展、生命进化与人的幸福的链条与序列之中；三则，缺乏对未来事物的预设，对事物目的、结果的预估和对发展方向的控制调整并不在其干预范围之内。诚然，认知理性确实是我们生存与发展中的不可缺少的智慧，为我们后续的行动贡献坚实的基础，然而就上述提到的不足而言，如若仅仅依附于它，又难免显得形单影只，极易变成空洞的理论教条，且在空洞的理论骨架中尚未赋予流通的血肉。于是，我们在迫切的凝望中觅到实践理性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