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与近代商人行为准则

作 者:

作者简介:
武占江,晋晶娜,河北经贸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61 武占江(1969- ),男,河北沽源人,河北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思想史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晋晶娜(1990- ),女,河北邯郸人,河北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近现代基本问题。

原文出处: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内容提要:

“商书”是传统商人经营管理中的实用工具书,是商人经营管理经验的结晶。晋商中流传的商书显示,晋商不仅在人生终极追求方面以儒家观念为皈依,而且在日常经营以及处理内部关系方面也多以儒家伦理为行为准则,晋商通过这些伦理规范实现其获利目的,达到义利统一。晋商的这种文化面貌从明清一直延续到五四运动之后,这表明商人群体是维系儒家伦理的一支重要力量。晋商商书与东南地区商书有着内容、思想方面的一致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晋商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整个中国传统商人群体的文化面貌。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9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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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书”是“商业用书”的简称,是服务于商业经营的专门书籍,内容涉及商业经营思想、管理方法、商业条规、物价、商品生产、流通、市场以及商路状况、道里远近等各个方面。明朝中叶以来,商业繁荣,市场活跃,形成了各种地域性的商帮,商业用书也随之兴盛,尤其是浙江、安徽、福建等东南地区出版业发达,商业用书不仅在商人之间流通,也成为出版行业赚钱的业务之一,“以《万宝全书》为书名的经商用书就有近10种。如《华夷风物商程一览》《士商类要》《客商一览醒迷》《士商要览》《商贾指南》等书,尤为受商人们青睐。”①。这些商书很长一段时间为人们所忽略,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仁井田陆、酒井忠夫、寺田隆信等对之进行研究,之后引起中国学界的重视,我国著名明史专家谢国桢也对商书予以研究和介绍②。20世纪80年代以来,商书研究有了进一步进展,陈学文先生的专著《明清时期商业书及商人书之研究》(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版),对《一统路程图记》《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万宝全书》《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新刻京本华夷风物商程一览》《示我周行》《重订商贾便览》《新刻士商必要》等十余种商书进行了研究和介绍,用力甚深。罗仑、张海英等学者也对商书作了深入的研究,有一批成果问世。他们运用这些针对性的一手资料,对商路、商人经营理念以及商业思想、商业伦理等许多问题进行了专门分析,还涉及传统商业近代转型等重大问题,取得多方面的成果。

       但是上述这些研究主要是针对东南地区出版的流行商书,尤其是以徽商为主,对晋商文书的关注不多。近年来,晋商商书的发掘整理取得一定成绩,一批文献正在点校出版过程中。本文拟对晋商文书略做分析,就商人经营理念及商人伦理方面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为商格言”类商书的基本特点

       本文所依据的晋商文书主要是关于如何管理商铺、如何与人相处的部分,其名称或为《治铺格言》《治家格言》《为商十要》《贸学须知》《生意论》《劝号读本》等,以格言、歌谣的形式表述,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把此类文书称为“为商格言”。这类文书有着明显的特点,说明他们是在晋商群体中代代流传,并很大程度上在商业活动中被遵守。

       首先,语言直白朴实。这些文书大多数是抄本,刻本极少,主要以传抄的形式流传。语言浅显直白,基本上是在口语基础上稍作加工而成。这类治家、治铺的“生意经”采取歌谣形式,可诵可歌,每句四字、五字、六字、七字不等,以六字、七字居多,很多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如《瑞兴永记》一篇的开头:“嘉庆二十三年春,秋雨一月有零。静坐心闲无事,所思号务不整。故诌几句俗语,当劝本号伙(等),都遵此谱贸易,不致大错路径。”有点类似戏曲的唱词。有些句子有明显的山西方言的特征:“打揽者,为多做买卖也。如主顾到来,尽力打揽。”③“打揽”有“主动搭讪”“央求”的意思,是晋北方言。从事商业的人大多不识字,或者因为家庭贫困,或者读书无成,十几岁就被送到商号中做学徒,这种表达方式正适合这种文化面貌的读者。

       其次,传播者文化程度不高。这些“为商格言”不少没有具体的作者,绝大多数是商人经商的体会,经过长时间不断修改、增益而成。个别有作者可考,其原创者也都是商人。文书书写字体大多比较工整,易于识别,但错字、别字较多。也有的经过文人的编辑,如《生意论》署名“山西太谷县岁贡生要元普先生著”,还有申明吸食鸦片之害、劝人戒食鸦片的《西江月》署名“山西太原榆次县拔贡生史文典”。不少“为商格言”后面都附有一些业务性的资料,如各地银两之间的价值比例,各地商品的质量,如棉花、药材、布匹、皮货等,还有的后面抄录一些诗词,这些诗词的作者有李白、杜甫、李商隐、温庭筠等,多是一些流行的诗词。这些现象说明这些文书都是平时伴随商人左右,日常诵读的,应该不是束之高阁装点门面的东西。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文书都有着较大的时空流传范围。如《劝号谱》有三篇序文,第一序作者为其族弟张际昌,写于道光八年(1828年),第二序署名漳溪张登鳌,写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末页题曰:“全集终。民国二十八年岁次戊寅孟夏月”,而该文书的封面则署名“侯增财记”两序后又有作者张明远自序,该序作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时间跨度为121年。作者张明远是山西长治人,第一序作者张际昌是张明远的“族弟”,第二序作者张登鳌为广东河源漳溪人。张登鳌在汉中府安栈经商,随身携带张明远所著《劝号谱》,“不时抄写,有相爱者即速奉送。”张登鳌晚年即将此文书出资刻印,刻印地很可能是在广东。由此可见,该文书流传范围较广。而且我们还发现了《劝号谱》有三个不同的版本,这是第一个版本,也是母本。第二个版本时间标为“光绪二十六年又桂月望日立”,卷首亦有两序,皆不署名。两序都称作者为“族兄”,似以张际昌的口吻写的,但是第一序中有几句话出现在张登鳌序中,第二序则与张际昌、张登鳌原序基本不同,应是另外一个人以张际昌的口吻写的。而且这两个版本在篇幅、内容方面都有很大不同。此外,许多“为商格言”类的文书内容相互重复得很多,有的是大段的字句相同。第三个版本题名为《瑞兴永记》,只有张明远小序,后附格言、《西江月》词以及大量的皮、棉、丝绸等衣服、衣料的价格、规格等内容。凡此种种,都说明这些为各商铺竞相传抄,为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所拳拳服膺,体现了晋商群体的立身准则。

       二、商人价值观植根于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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