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贸易战、科技进步与高端制造业发展 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最大启示，或者说此次贸易战对中国最大的教益，就是让我们明白了未来发展的战略重点和制高点是高科技与高端制造业。大国崛起，在当今世界，不单是经济总量的赶超，也不是贸易额在全球贸易中的独占鳌头，而是科技力量的崛起。在中国提出的现代化战略中，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最根本的现代化。中国必须成为一个科技强国和高端制造大国，才能在未来的大国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 当前，以制造业来说，无论从制造业的产值规模还是制造业的结构而言，中国都堪称世界为数不多的制造业大国，但我国在高端制造方面与那些最发达的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大幅迅猛提升，科技领域的投入是空前的，2013-2017年中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11％，规模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我国科技进步的幅度也是前所未有，在载人航天、深海探测、量子通信、大飞机等领域都取得了重大创新成果，科技成果转化出现量和质齐升的局面。我国的科技进步正在大踏步前进，而如何提高核心技术和核心零部件的自主研发和自主供给能力是当前中国科技进步与高端制造业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这既是《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使命，也是中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由科学技术大国向科学技术强国转变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整个国家的科技创新、金融创新、经济运行机制创新等体制方面进行深刻转型，需要从国家到企业进行综合性的全方位的创新与努力，这是本文将要讨论的核心内容。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工业化和科技进步的路径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选择了一条独特的工业化和科技进步之路。决定这种路径选择的因素，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从内部来说，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在地缘政治中扮演重要地位的大国，要想获得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就必须采取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以快速实现工业化，并建立全面系统的工业体系；从外部的因素来说，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就处于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之下，以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六国为创始国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个月成立，直到1994年才“寿终正寝”，这个秘密的国际组织对中国所采取的封锁禁运措施时间之长、措施手段之严厉、禁运清单之细密，都远在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封锁禁运之上(董志凯，2014)。在这一严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人依靠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工业化战略(必须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通过156项重工业项目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的大规模援助，这一援助对中国的工业化意义深远①)，在30年的时间中，建立了比较齐全的工业门类，中国的工业生产与国家发展摆脱了西方国家的控制，在很多重要工业领域和科技领域都取得了快速发展与重要成就。这一具有历史性的里程碑式的成就，对于1840年以来中国人的百年求索奋斗和工业化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使中国彻底结束民族屈辱史，走上一条复兴之路。2019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回顾70年以来的国家工业化进程和科技进步历程，总结我们的工业化模式和科技进步模式，是十分有益的，对未来的工业化和科技进步必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与启迪作用。 新中国的国家工业化体制和科技进步路径选择可以被概括为“工业化阶段相关假说”。这个假说的基本含义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和科技进步进程中的体制选择，受制于中国工业化的阶段，在工业化启动时期、工业化加速时期、工业化巅峰时期与完成时期这几个大的时期中，国家工业化的体制选择有重大区别，出现一种由国家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渐变的历史大趋势。工业化阶段相关假说，就是要概括这种由“历史阶段”决定的体制差异，这种概括基于一个基本的历史哲学观念：要“历史地”看待历史，历史不是抽象的历史，而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即经济学上所说的具体的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下的历史；世界上没有一种抽象的最优体制，所有体制都是“历史的”产物，是具体历史情境下的产物。 从1949年到2050年这一百年的时间，大体上是中国工业化从启动到最终完成的历史时期。在这个世纪巨变中间，中国随着工业化推进阶段的不同，在工业化的重点、工业化推动的体制、工业产业本身的结构上产生了非常大的差异，由此产生了国家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两种不同的工业化体制及科技进步体制的消长与演变。具体来说，这一百年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1949年至80年代初期：工业化启动时期。在这一时期的早期，主要是随着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这个国家迅速地医治战争创伤，走上一条稳定发展的轨道；随着中央政府“统一财经”工作的完成，整个国家建立起一个能够充分动员一切资源的大一统的经济财政体制；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和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的实施，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国家主导型的工业管理体制基本雏形形成。虽然在50年代到80年代国家工业管理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在“放”和“收”之间进行了多次调整，显示出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和工业管理体制运行过程中的探索和自我反思，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这种国家主导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赶超战略的基本性质基本没有变化。因此这一阶段，可以概括为“国家主导的重工业优先发展阶段”。在这一工业化奠基阶段，我国工业领域和科技领域获得了空前的突破性的发展进步，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初步成为一个工业门类齐全、制造能力较为强大、在若干科技领域跻身世界领先地位的国家。工业和科技水平与1949年前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变化在中华民族复兴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决定性意义，为中国永久性地摆脱贫困陷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