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回忆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阶段有两件事做得很成功，第一是最初几年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农业方面，这一改革打破了农业长期停滞的局面，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和体制改革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第二是加快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的适当成长，很快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格局①。这两件事的成功，使中国改革在国有部门受阻时，却在非国有部门取得了出人意料的突破，由此形成了被称为“体制外先行”的基本路径。然而，从历史过程看，农业改革并不是预先选择的突破口，它是在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农民实践对政策的突破与地方上开明的领导人相互推动，一步一步获得共识形成全国性政策的过程，农业改革最能体现中国改革的渐进式特征。而20世纪80年代前期农业超常规增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随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对中国市场化改革具有全局性意义。 一、包产到户在大争论中兴起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出台的农村新政，基本属于调整的范畴，并没有把人民公社体制的改革提上日程。它把政策底线划在维护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之上，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然而，政治环境变了。农村新政使农民获得了过去所没有的自主权和选择权，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又使农民获得了利益刺激。随着为地富摘帽，右派改正回城，农业学大寨运动销声匿迹，这些信号明白地告诉农民：阶级斗争的时代确实过去，政治上的“紧箍咒”松动了。虽然农民选择包产到户还心有余悸，但实际承受的压力远不如从前。正是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农民敢于不断突破政策底线。 包产到组是对旧体制的第一波冲击。1979年春耕之前，全国有多少社队实行了包产到组，没有准确的统计。有的省估计有50％，有的省估计有20％。还有一些地方搞了包干到组，如安徽凤阳县湖马公社的10个生产队搞了包干到组。包产到组保留了生产队的统一分配，而包干到组取消了生产队的统一分配，更带有“分队”色彩，“三级所有”实质上变成了“四级所有”，因而引起的争议更大。县委书记陈庭元得到地委书法王郁昭的支持和省委书记万里的默许，在凤阳县全面推行包干到组。1979年最初的几个月里，凤阳就有2556个生产队分成了9074个小组，实行包干到组，还有202个单干户②。这个县的小岗村农民秘密搞起来了包干到户。由于集体秘密按手印的传奇色彩，小岗村后来成了农村改革的明星，不过当时并没有暴露。 少数贫困县开始搞了包产到户。1978年夏天，安徽省遭受大旱，秋种无法进行。万里做出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③肥西县山南公社首先进行了这种试验，大大加快了种麦进度，邻近生产队相继仿效。1978年底，肥西县有800多个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④1979年2月7日，安徽省委召开常委会讨论如何处置山南区的问题，正式决定把山南公社作为包产到户的试点⑤。在中央明令“两个不许”的情况下，以省委的名义把一个公社定为包产到户的试点，是需要很大勇气和胆识的。万里所依据的思想武器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给出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包产到户是好是坏要经过试验，二是小范围内试验风险不大。⑥当然，他也在向上寻求支持。1979年6月18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开幕式，会议休息时，万里到大会主席团对陈云说，安徽一些农村已经搞起了包产到户，怎么办？陈云答复：“我双手赞成”。之后，万里又找到邓小平。邓小平答复：“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⑦在这里，邓小平是默许试点，陈云的态度则更加明确。1962年，陈云直接向毛泽东建言，主张在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单干以渡过难关，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因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赞成包产到户并不奇怪。 其实，除了安徽，贵州、四川、甘肃、内蒙古、河北、河南、广东等省、自治区的一些贫困社队的农民，也或明或暗地搞了包产到户或类似的包干到户，地方党委也并非完全不知情。1978年6月，中共黔南州委给贵州省委的一个报告中就说：“5月底统计，发现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包产到组、按产计酬的生产队共1886个，占生产队总数10.3％。”⑧广东省海康县北和公社谭葛大队南五生产队1978年就进行了包产到户的试点，取得丰产。受此鼓舞，1979年谭葛大队全队悄悄地搞起了包产到户。“像北和公社这么早就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后来发现各地都有。”⑨1978年，广东省还采取借冬闲地给社员耕种的办法，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全省借地达80万亩以上⑩。1979年3月26日，四川省委办公厅一份《情况反映》登载，丰都县有10％左右的生产队，有的公社有20％至30％的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11)。1979年上半年发现，甘肃省宕昌县哈达铺公社、武威县的一些社队，内蒙古托克托县中滩公社等地，也在搞包产到户，多数秘而不宣(12)。在河北省大名县，万北一队则早在1977年夏收后就试行包产到户(13)。“上述事例都因为得到了地方干部的支持而得以记录下来，实际上，全国各地都有实行分田单干、包任务、包上交的生产队。”(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