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引出 相较于宋代和清代，明代钱法不振、铸钱稀少的问题一直引起不少史家的关注。全汉昇很早就分析了宋明间银、钱在财政领域的变位情形，并认为白银在明代之所以比铜钱要重要，是由于铜料缺乏、铜价昂贵带来的铸本较高，铸量稀少，以及铜钱币值不稳带来的民众信心不足所致。他估计，明朝到16世纪末为止的200多年间铸钱数额恐不会超过1000万贯。①刘光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估计，从洪武至隆庆期间的200余年内明朝铸钱不过400-600万贯，基层市场交易主要仰赖8倍于此数额的唐宋旧钱。②他们估计的明制钱铸量约只相当于北宋熙宁铸钱高峰期1年或2年的铸量，和清代乾、嘉、道年均250万贯(时有高至300万贯)铸量高峰期相比，③也显得规模过小，仅相当于其24年的产量。为何明代的铸钱量会如此稀少呢？论者多以为这与明初祖例额定的铸炉数与铸产量过于狭小相关，④加上铜材料供应不济、铜价高昂、制钱多被排挤等因素导致政府屡屡难兴钱法、铸局时兴时废，故形成铸量稀少的弊政。实际上，另有一个重要原因需引起格外注意，那就是明初禁钱政策的出台、长时间维持及其背后所含的抑商理念，使得明代钱法深深印刻上了“先天不足”的缺陷，是导致明代钱法萎靡难振的直接原因。 关于明初的禁钱问题，学者多有论及，然仍存有不少误解。彭信威、萧清等虽都涉及了禁钱问题，但着墨不多、论述不深。⑤王裕巽系统梳理了明代钱法的整体变迁状况，并将禁钱时间范围仅界定为洪武二十七年至宣德十年，⑥很显然受了《明史·食货志》有问题的记载而失察。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指出明朝放弃铸钱的政策持续了较长时间，并注意到了宣正之际铜禁在两广地区有限放开的事实，且认为此时期已处于“白银时代”的前夜。⑦周玉英专文论述了明代的铜钱政策，将明初禁钱政策划分为两大阶段：洪武至宣德时期的铸钱而禁钱阶段，正统至成化时期不铸钱但逐渐弛钱禁阶段，⑧将禁钱问题的探讨大大推进。黄阿明也指出，明代前期实施了相当长时间的铜钱禁令，不仅禁历代铜钱，连本朝制钱也一并禁止，实属罕类。⑨ 上述研究虽日益明辨明前期禁钱政策存在了为时不短的时间，但尚有以下几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其一，朱元璋为何要出台禁钱政策，后世统治者又为何一再株守这一政策？其二，禁钱政策究竟维持了多长时间，史料所云的宣德末“弛用钱之禁”的情形究竟为何？其三，禁钱政策对明代的货币流通与货币转型产生了何种影响？鉴于目前尚无专文论及这些问题，笔者不揣谫陋，试图重新审视禁钱问题，倘有不正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二、洪武朝货币政策的演化与禁钱令的出台 众所周知，明初禁钱政策的正式出台是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八月。然要深入了解此一问题的来龙去脉，须将其放入洪武朝货币政策的演化背景中来观察。 与人们通常的认识相反，作为开创之君的朱元璋并没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稳定货币政策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反而在其统治的30多年时间内，货币政策几经更迭变化，归结起来有重要三变：首先，极力重视铸钱制度。其次，转而发行宝钞，虽令钱钞兼行，但重钞轻钱。最后，停罢铸局，禁钱流通，施行单一纸币体制。 (一)重视铸钱的政策 史料虽载朱元璋最早曾于至正十七年(1357)就在应天铸行过“银钱”或“大中通宝”，⑩但这只是孤证，并不完全可信。更可靠的记载应是，至正二十一年(1361)二月，朱元璋步各个割据政权之后，也开铸自己的大中通宝钱，正式建立铸钱制度。(11)其时，元朝纸钞趋于崩溃，民间社会有回归铜钱流通之趋势。故各个割据政权先后铸行铜钱，宣示政治权威，并获取铸利。(12)民间主要流通米、麦与旧钱，旧钱的官方价格虽为1000钱每石，但民间却达3000钱每石，可见米价之腾贵。为了不让官定铜钱继续贬值，朱元璋接受建议铸行“大中通宝”。为此他颁行了一套令人诧异的四进制(400文为1贯，40文为1两，4文为1钱)，并改变了元代“贯”“两”相等的惯例，虽引起不同的解读，(13)但显示了钱价上扬以及朱元璋集团重视并回归铸钱制度的现实。 一年后，宝源局铸行铜钱的数额从起初的431万文升至3791万文多，(14)铸行能力扩充了近9倍。至正二十四年(1364)四月，朱元璋开始在下辖地方铸钱，“壬戌，命江西行省置货泉局，设大使、副使各一人，颁大中通宝大小五等钱式，使铸之。”(15)由此，朱元璋设置铜钱等式，行小平、折二、折三、折五、折十五等钱制，为洪武通宝的推出奠定基础，而江西与应天周边地区也成为朱元璋统治时期最早的行钱地区。 朱元璋于改元称帝后的当年三月便铸行“洪武通宝”，进一步体现了其对于建立制钱制度的重视。(16)此时统一战争尚在继续，国家铸钱，一方面是为了确定新朝的货币制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佐军国之需。《实录》记载，这年七月朱元璋“命户部、各行省罢铸钱。未几，以国用不敷，复令鼓铸”。(17)可能是由于铜料缺乏，朱元璋罢铸了开始不久的洪武通宝，但很快因为财政问题又恢复了鼓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