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9世纪前期，东西贯通，世界大势巨变，中国的对外政策前后也发生较大变化，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输往海外各国的大宗商品无论品种还是数量均有重大变化，在中外贸易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影响深远。 海上丝绸之路的丝绸贸易 16-19世纪之间的三四个世纪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出的中国商品，主要是出产于江南的生丝、丝绸和棉布。其流向主要有三大方向：一是先由澳门、马尼拉等流通地的中转后由广州直接销往欧洲、北美洲以及欧洲的拉丁美洲殖民地，或由中国商人经由海道往东南亚各地营销；二是经由中国至日本长崎或由澳门等地中转到日本；三是经由陆路或海路输向北邻大国俄罗斯，而其商品量的重心或比重前后变化较为明显。 (一)中国与日本的丝绸贸易 明代前期，中日两国实行官方勘合贸易。自明永乐十七年到嘉靖二十六年(1419-1547)，日本派遣勘合船共17次。这些勘合船每次载来日本特产，获得明朝作为回赏物的丝绸、书籍等日本所需的商品。日本使者也利用出使明朝的机会，尽量扩大贸易规模，大量购买丝绸。景泰年间日本贡使笑云瑞訢，就在宁波购买生丝运回日本发卖。嘉靖十八年(日本天文七年，1539年)日本副使策彦周良，在宁波收购缎子和丝绸“金襕”，嘉靖二十七年策彦以正使身份再次入明，先后在宁波收买缎匹和改机缎各一端；在苏州预付银两定购生丝；在北京“买收北绢二端，价银各八钱”；在山东清源驿价买罗绵三端。① 官方勘合贸易之外，明廷严禁民间与日本等国发生贸易往来。明律规定，“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②。隆庆元年(1567)部分开海，“准贩东、西二洋”，但赴日贸易仍在严禁之列，中国商人只能通过走私(时人谓之“通番”)的形式，与日本商人展开贸易。叶权说：“浙东海边势家，以丝缎之类，与番船交易，久而相习。”③对日走私贸易基本就是丝绸贸易。隆庆开禁后，至日本贸易虽仍属非法，但可以堂而皇之地到西洋贸易，于是商人出航时，先向西洋南行，驶到远离官府巡缉的范围，就折而向东行驶，对日贸易较前事实上便利得多。这是隆庆以后中国对日丝绸贸易日益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时日本对中国丝货有着极大的需要。嘉靖后期人郑若曾认为，“丝，所以为织绢纻之用也，盖彼国自有成式花样，朝会宴享必自织而后用之，中国绢纻但充里衣而已。若番舶不通，则无丝可织”④。万历时姚士麟曾援引嘉靖时的中国商人童华的话说：“大抵日本所须，皆产自中国。……他如饶之磁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绵布，尤为彼国所重。”⑤崇祯时大学士徐光启总结谓：“彼中百货取资于我，最多者无若丝，次则磁；最急者无如药，通国所用，展转灌输，即南北并通，不厌多也。”⑥时人一致认为，中国输向日本数量最多的是生丝和丝绸。 自16世纪后期起，日本的丝织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缎绢有花素之分，但其养蚕业与此仍然脱节，原料生产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据西班牙人记载，当时日本每年消耗生丝220500公斤，而本国在收成最好的年份才出产生丝94500公斤至126000公斤，有一半左右的生丝需靠进口。因而人们说，“现在即使从中国或马尼拉运来所有的生丝，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够的”⑦。供不应求，不但导致生丝价格上涨，而且绸缎价格也极为昂贵，每匹素绢值银二两，花绢值银三四两，大红绢缎更高达七八两，而且长度每匹不满3丈，每丝1斤，值银2.5两。⑧这样的长度，这样的价格，较之中国市场上的同类货，贵达几倍，一般的日本人根本无力购买，所以生丝之外，价廉物美的中国丝织品也是日本的抢手货。 从日本一侧，也可看出这种走私贸易的势头。日本平户时代，将来自中国及东南亚各口岸的船只称为唐船。嘉靖以来，中国商船满载丝绸、书画等物，络绎不绝地驶往丰后、肥前、平户和萨摩等地，以致在平户“大唐和南蛮的珍品年年充斥，因而京都、坍港等各地商人，云集此地，人们称作西都”。据统计，1609年，明朝有十艘商船开到萨摩，其中已知三艘所载货物的船主为薛荣具、陈振宇、何新宇，光陈振宇船就装有缎、绸等丝织品603匹；三艘船所载物品除丝绸外，还有糖、瓷器、药材、矾、麻、毛毡、甘草、墨、书册、人参、扇、伞、布等。⑨庆长年间(1596-1614)，“南蛮船装载大量白丝开到长崎”，后来“又运来大批白丝，因而丝价暴跌”。据日方资料载，“勘合不成，然南京福建商舶每岁渡长崎者，自此(指庆长十五年，1610年——引者)逐年多多”。1612年大约前半年中，“明朝商船和从吕宋返航的日本商船共二十六艘，舳舻相接，同时开进长崎港，载来白丝二十余万斤”。⑩1635年，日本限唐船于长崎一港贸易，中国商船就主要集中在长崎。废除勘合贸易后，倭寇屡屡侵扰掠夺丝绸，这从侧面说明日本对中国的贸易已经发展到公开抢劫的地步。 17世纪荷兰侵占台湾南部之前，当地已成为中日走私贸易的重要场所，“每年有日本商贾乘帆船而至，在当地购买大量鹿皮，特别是与中国的海上冒险商做大宗丝绸生意。这些冒险商从泉州、南京及中国北部沿海各地运出大批生丝和绸缎”(11)。 对于明清之际中国输日的生丝数，日本学者岩生成一曾做过统计(12)。根据他的研究，可知崇祯十年(1637)后唐船输日生丝量占总数的33％，前后通算，明后期输日华丝约占日本输入生丝总量的29％。入清以后，自顺治二年到康熙二十二年(1645-1683)的26年中，每年平均输丝14.5万余斤，唐船输日生丝占了全部输日生丝的61.18％。明后期和清初唐船输日生丝量比例前后不同，可能是明后期日本所需生丝主要通过葡萄牙人由澳门中转而获得，入清后，葡、荷势力相继退出，生丝主要靠唐船获得。因此，唐船输日生丝比例的前后变化，实质上反映了各国在中日丝绸贸易中贩运势力的消长，而唐船地位的不断上升，则反映出中日丝绸贸易虽然未因明末清初葡、荷等国的商船活跃而停滞，然而从长期来看，它主要是由中国商人冲破重重阻力展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