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683(2018)05-0021-08 经过三次政党轮替，片面强调台湾特色、推崇“爱台湾”、“台湾优先”的本土话语已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话语。日本依《马关条约》强占台湾以来，台湾本土话语一直处于被塑造之中，其内涵也不断发生变化，经历了一个从反殖民、反专制到民主化，再到民粹化的过程。民进党虽非本土话语的创造者，却通过选举将之成功操弄为其专有话语；国民党盲目跟风，加速了本土话语的民粹化。本土话语的民粹化不仅使岛内政争更趋恶质，也是两岸关系长远发展的隐忧。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以及两岸关系的深入发展，台湾本土话语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大陆方面应更加积极地参与台湾社会话语的导正和重塑，推动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溯源：朴素的乡土意识 对本乡本土的热爱是人类的一种朴素情感，并不必然产生本土意识。就世界范围而言，本土意识的真正产生是与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的扩张密不可分的。如中国从自在的中华民族转为自觉的中华民族，就是在近代西方列强的侵略、压迫下完成的。费孝通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①台湾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本土意识及本土话语的出现也是因为列强的入侵，从本质上讲属于中国意识觉醒的表现，只不过台湾因遭受日本殖民统治50年，才带有更鲜明的地域特色。具体而言，当时的台湾本土话语在外在形式上虽凸显台湾特点，但内涵则是认同中国文化、眷恋中国、爱乡爱土，目的是反抗日本统治、抵制日本同化、保存中华文化属性。 日本侵台之初，武装斗争曾是台湾民众反抗日本统治的主要方式。后来，受辛亥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及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加上日本殖民统治方式的转变，台湾精英分子开始改变策略，采用非暴力抗争的社会运动方式与殖民者进行斗争。正是在这种斗争中，强调台湾特点、抵制日本同化的台湾本土话语逐渐形成。1921年兴起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强调“台湾虽是在日本统治之下，但是因为台湾本来的民族是与日本民族不同，实际的政治施设非特别参酌台湾特殊的民情风俗不可。”②“请愿的根本主旨，始终一贯，要求台湾特别委任立法及台湾预算的议决权，即要求在台湾地域范围之内的参政权。其要求的根本理由，是为台湾的民情风俗与日本内地不同，如欲谋台湾民众的幸福，须行适合台湾民意的政治；③农民组合运动领导人简吉在动员群众时，也一再强调“台湾人”，说：“台湾人，唐山移民来台湾，两手空空，靠两只脚，一双手。一块土地哪，一粒稻米啊，都是血汗，都是眼泪。日本人什么都不管，来了就抢。台湾人，真可怜。一点血。一点泪。”④ 这些社会运动中所提出的“台湾本来的民族是与日本民族不同”、“台湾的民情风俗与日本内地不同”以及“唐山移民来台湾”，即是萌芽时期的台湾本土话语。其内涵一是坚决反对日本殖民统治，一是积极宣扬台湾特点。在日本高压统治之下对台湾特点的凸显，是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回归，是以此来对抗日本殖民统治，拒绝被日本殖民文化同化。在这些具有强烈民族情结的社会团体及知识分子的积极宣传、推动下，中华文化在台湾得到进一步复兴和传播，中国意识在台湾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中普遍勃兴。⑤日本殖民者也不得不承认，“以中国为祖国的人，恐怕不在少数”，“今日台湾人，除特权阶级外，大部分醉心于中国，乃是不争的事实”。⑥因此，台湾本土话语之萌发兴起乃是当时台湾民众中国意识强化的外在表现。只是迫于日本殖民统治的压力，才以强调台湾特点为主要内容。也正因为此，台湾光复时才会出现岛内万众欢腾的情形。来自祖国的部队在基隆一上岸，就受到民众的自发欢迎。当时的台湾报纸称：“基隆市民闻国军将到，举市欢腾，沿道扶老携幼，不期而会者，无虑数万人。彩楼上，青天白日迎风招展，与两旁对联‘赖尔元戎恢复党国，存吾浩气收复河山’互相辉映，克尽表现台胞心理”。⑦ 踬踣：悲情蛰伏下的暗流 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国民党威权统治下，“反共复国”、“中华民国法统”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政治话语。具有浓厚地方意识的本土话语则处于沉寂期，仅能在底层口耳相传，并且以反对国民党高压统治为主要内容。 台湾本土话语的矛头之所以直指国民党独裁统治，与“二二八事件”有密切关系。1947年为抗议军警枪杀市民而爆发的“二二八事件”，本是一次台湾民众自发掀起的反对国民党暴政的爱国民主运动，其主要目的是进行政治改革，铲除专制与腐败现象，实行地方自治，但国民党当局却以“企图颠覆政府，夺取政权，背叛国家”的叛乱罪名，进行残酷镇压。许多台湾知名人士和大批民众被杀，台湾人民与国民党当局之间、本省籍与外省籍之间产生了严重矛盾和隔阂，也给当代台湾政治生活留下了阴影，影响了台湾社会主流话语的发展方向。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开始实行“戒严”统治，残暴打压任何反对国民党的行为、思想和言论。据统计，从1949年到1952年，以“匪谍”名义枪决的民众约5千人，被捕入狱的超过1万，这还不包括无从统计的被秘密处决者；截止1958年春，国民党当局宣布的“颠覆案”已达31万件之多，被捕、被传讯及受到调查的台湾民众超过130万人，而当时台湾的全部人口尚不足1000万。⑧白色恐怖统治之下，不仅本土话语没有公开的话语权，民主话语也屡遭打击。1960年，批评国民党专制统治、试图筹组“强有力的反对党”的《自由中国》杂志被查封，其创办人之一的雷震被捕，造成了震惊海内外的“雷震案”。此后，宣扬民主、影射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李敖、柏杨等人也相继被判刑。当时台湾可以说除了官方话语外，几乎已没有其他声音，其情形恰如江南在《蒋经国传》中所言：“柏杨下狱，李敖判刑，台湾真的安静了，剩下只有喊‘蒋总统万岁’的声音了。”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