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有无美学思想？他的形而上学与17世纪法国文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古今之争有无真正的思想史价值？这类问题在19世纪末叶的法国知识界一度引起热烈讨论。事情的起因是，1882年，法国南锡大学文学系教授兼主任埃米尔·克朗茨(Mmile Krantz)出版了一本名为《论笛卡尔美学》①的书，它通过平行比较的方式，在笛卡尔与法国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艺术之间建立起密切关联。该书与当时学界的一些共识发生了冲突，招致了不少激烈批评，甚至半个多世纪后余波未息。逐渐地，这部著作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一种传统，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后来的研究框架。然而，这本曾被美学家门罗·C.比尔兹利(Monroe C.Bearsley)称作“最大胆的宣称”(the boldest claim)②的书，在今天的中文世界似乎已经湮没无闻，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本文将回顾这段充满争议的学术史事件，展现克朗茨这部消而不亡之作的主要观点和论证过程，勾勒它的思想背景和后续命运，以期为今天的美学史写作提供一点参照。 一、前克朗茨时期状况 在克朗茨之前，法国知识界尚无关乎笛卡尔美学的专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无人论及笛卡尔哲学与同时代文学之关系。在《论笛卡尔美学》一书里，同时期活跃的两位同行的学术史著作被提及，一部是布里叶的《笛卡尔主义哲学史》，另一部是希格的《古今之争史》，它们体大而虑周，是各自领域的里程碑式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这两本书皆辟有专章讨论笛卡尔及笛卡尔主义者的时代影响，尽管着眼点各不同。克朗茨对两者有所参照和引述，同时也持有相当明确的异议。作为克朗茨之笛卡尔美学论的背景，我们首先简要回顾一下这两位学者的相关看法。 哲学史家弗朗西斯科·布里叶(Francisque Bouillier，1813-1899)的两卷本《笛卡尔主义哲学史》③于1868年面世。该书脱胎于1842年出版的《笛卡尔革命的历史与批评》，④可以说，布里叶的著作自1842年开始产生影响。该书第1卷第23章专题讨论笛卡尔主义对17世纪文学主流的影响。他认为，笛卡尔主义在17世纪尽管屡屡遭禁，但最终取得了胜利，其表现就是笛卡尔精神深刻渗透到哲学、科学(数学、物理学、医学、天文学)和文学当中。⑤笛卡尔主义对文学的影响，主要在于它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改变了文学的方向：“笛卡尔对17世纪文学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不单影响了其内容，而且影响到其形式和语言。在所有这些精神作品里，其趣味、秩序、确切、方法上的进步都要追溯到他，毫无例外。他本人所提供的榜样，以及在他之后的主要弟子们，对所有文学类别都产生了最具决定性的影响。”⑥ 17世纪初期，无神论、唯物论、怀疑论思潮盛行，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一种放荡不羁、亵渎宗教的文学现象。当时的作家们认为，笛卡尔所缔造的新哲学对于驱除这种文学而言不啻一剂良药，它的全新方法有助于澄清笼罩在真理身上的晦暗不明。保罗·佩利松(Paul Perisson)说：“他的形而上学思想是崇高的，理当与基督教最高真理相配。他的《谈谈方法》如此绝妙，我自幼酷爱阅读它，在我看来，它在今天依然是一部判断力和良知的杰作。”⑦拉布吕埃尔(La Bruyére)对笛卡尔崇敬有加，并用笛卡尔的论证来捍卫灵魂和上帝，反对无神论者。⑧ 古典主义文人普遍崇拜和仿效笛卡尔。布里叶高度称赞17世纪下半叶的诗坛领袖布瓦洛(Boileau)对笛卡尔方法与思想的学习，甚至不无夸张地说：“《诗的艺术》称得上是文学和诗学上的《谈谈方法》。”⑨因为在布瓦洛之前，阿尔诺和尼古拉都不曾说过“没有什么比真更美”之类的话，马勒布朗士也不曾提到一切都应有助于良知；倒是布瓦洛拉近了笛卡尔与文艺的距离，吸取了后者作品中那些良知规则、方法精神以及绝妙的逻辑学箴言，用在了《诗的艺术》里。古典主义剧作家拉辛(Racine)由于王港修道院的关系，与笛卡尔有天然的亲近。其子路易·拉辛更是公开的笛卡尔主义者，他说过：“在路易十四世纪的判断力里，就时间和天分的次序而言，在众多为法兰西赢得这个如此被尊崇的世纪的伟人名单里，笛卡尔理当位居翘楚。”⑩ 布里叶概括了那个“路易十四的世纪”里诗歌作品的以下特点，认为它们折射出以笛卡尔为精神楷模的影响：缺少对自然的感觉，即便在必需出现自然时，对自然的描写也是枯燥呆板的；只关注人的生命、感觉和思想；疏远政治和宗教，不关心时代社会变革，只关心思想或心灵的变化。这种趋向于人心的“向内转”，产生了一个客观后果，那就是文学的相对独立、自由的品格。在布里叶看来，正是由于这种独立品格，不少文人才敢于轻古重今，轻蔑荷马、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尽管这种鄙薄古人的行为时常出自不公正、浅薄的理由，尽管这些人在趣味、诗感、学识等方面颇多瑕疵，但却渐成气候，最终酿成17世纪末的“古今之争”。(11) 佩罗(Perrault)攻击古人的行为之所以在当时应者云集，厚今派的立场之所以具有前瞻性的价值，与笛卡尔哲学的滋养是分不开的。这恐怕是布里叶在该论题下得出的最具启发性的一个观点：笛卡尔主义是厚今派的思想根源，它所提供的可完善性(perfectibilité，或曰进步之必然性)学说成为该派的核心立场。笛卡尔哲学是革命性的，它为同时代文学领域的革命播下了火种。笛卡尔哲学的革命性，体现在对过去知识的告别和断裂，体现在对今胜古的信心和对人类光明前景的预言，这两者是相关联的。笛卡尔的新方法之崭新，正在于撤去了对古代哲学、对经院哲学的凭依；在目睹了新科学之威力后，他找到了人类知识的真正可靠的基础——理性，这令他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信心。布里叶指出，几乎所有笛卡尔主义者都持人类必然进步之观念。培根认为我们比古人拥有更多对事物的经验。马勒布朗士坚信自己生活在一个更古老、经验更丰富的世界上，会发现更多真理。阿尔诺、尼古拉皆相信人类理性之改进。波絮埃、拉布吕埃尔也相信这种永恒的进步。在这个问题上，佩罗、拉莫特、丰特奈尔、特拉松等厚今派主力都属于笛卡尔阵营，所以布里叶说，古今之争的厚今派乃是受到笛卡尔主义之精神的激发，他们皆旨在解释、传达一个伟大的真理，那就是可完善性。(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