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612X(2018)10-0018-08 两晋士人的死亡意识受到汉末以来混乱的政治社会秩序和魏晋玄学思潮的影响，成为两晋时期人生哲学、文学、历史和美学等多个领域的重要话题。这也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话题，从人生哲学角度来看，探讨士人人生的逍遥论、纵欲论和养生论，是从生的角度诠释死亡；在文学领域中，士人的死亡意识化作游仙诗、挽歌诗等，作为艺术的形式呈现出来；而根究其原因，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历史背景以及玄佛思想的影响。前辈学者在这些方面的研究都颇有成果，主要以“生命悲歌”“演生心态”“以悲为美”为典型。“生命悲歌”是一个相济相悖的命题，是魏晋士人的养生避死的浪漫主义、忧生叹死的感伤主义、杀身靖乱的英雄主义、且趣当生的享乐主义的统一，最后归于陶渊明的南山歌咏[1]。“演生心态”是消泯生死、等量齐观的思想的体现，是六朝文士在生死面前的独特心路历程，在文学领域中多表现为从狂欢到悲歌的咏叹命运的主题，特别以挽歌情结表达出来[2]。“以悲为美”则是中国古代美学的一个普遍特征，魏晋时期审美取向尤为悲美，其中包含挽歌、挽歌诗欣赏在内的音乐与文学艺术的审美，以及文学批评中清、怨、雅等审美范畴的诠释。 总的看来，这些研究都从社会背景、玄学思潮、文学批评、审美范畴等领域作了多方面的探索，且都以士人的挽歌诗为主要对象进行分析。本文仍然以士人的挽歌诗为研究对象，结合士人日常生活中的挽歌欣赏以及居丧、吊丧行为，在文学、美学领域中分析士人的死亡意识，阐明两晋士人的死亡意识是一个审美化的过程。两晋士人挽歌诗的文本内容所反映出来的是诗人的死亡体验以及死亡意象世界的建立，这是死亡审美化的第一步。而东晋士人欣赏挽歌的行为以及丧礼中突破礼制拘执的举动，都是对死亡的审美体验，体现出更进一步的艺术化、审美化过程。循其根源，这样的审美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两晋时期社会缨绕与思想冲击的影响，从世俗化审美趣味的生成到《列子》中齐死生的思想，最终复归于《庄子》的死亡至乐的大智慧。 一、两晋时期的死亡意象化 中国先哲所体认的世界，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天地万物生气盎然、真力弥满。人与天地和谐感应、合体同流。《周易》提出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3]7，正是全体宇宙的大气象。因而对“生”的阐释是最基础也是最伟大的。而在自然大化中，随生而来的“死”的话题，同样备受瞩目。儒家文化中，生的价值源于至善至美的道德仁义，而死亦居于其下。人生的价值在于道德，死亡的价值亦在于道德。孔子曾有“朝闻道，夕死可矣”[4]71的感叹，将生的意义总归于“得道”。在反复阐释生的灿烂时，孔孟都有如何面对死亡的考量。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4]163孟子也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4]332生与仁义的选择即是对于死亡的态度。儒家乐生而安死，树立了道德境界中的完美的理想人格。而汉末以后儒学独尊的地位下降，继而玄学大盛，士人又援引佛学入玄，在人生短暂、变幻无常的生命中尝试着以自我认可的方式去面对死亡、想象死亡。两晋士人对待死亡的态度，经历了由痛感到超越的过程。士人对死亡的想象，在初期往往带有与生时强烈对比之下的悲恸与无奈，而随着魏晋玄学的进一步发展和世俗趣味的逐渐精神化和雅化，士人重新认识庄子的“至乐”观，发展了庄子对于死亡的洞见，从而将死亡赋予审美的意象世界的意义。 (一)痛感的死亡想象 自汉末以来，文学作品中便多出现对人生倏忽、变幻无常的感叹。在这个痛苦、混乱的时代，儒家道德精神的高蹈已经无力支撑时人的心理与精神缺失。士人追求日常生活中的财富权利及感官享乐，对于死亡的态度也逐渐变得世俗化。特别是西晋士人，在自作的挽歌诗中流露出强烈的恋生恶死的情感，他们将自己融入到死亡的世界中去，从中寻求到一种审美的痛感。 西晋士人在面对死亡时，往往被苑囿于世俗生活的感官享乐中，强调死亡的空寂与毁灭，与声色生活形成强烈对比。此时生与死联系形成一种审美的痛感和体验。西晋士人陆机曾自作《挽歌诗》三首[5]1333，诗文从占卜选择墓地开始说起，详细描摹死者出殡、亲友哀丧、死者自嗟三个场面。诗人对死亡的体验性描述大都通过与生活体验的对比来完成。 第一、二首诗主要叙述出殡活动，以行殡时亲友的行为举动为观照对象，来赋予死者的死亡体验。亲友占卜选择墓地、驾灵车出殡、哀哭送别、饮酒践行、送至墓地、怀念往昔，这一系列的行为过程，生人只是参与者，而死者才是主角。在出殡活动的体验中，死者觉到“饮饯觞莫举，出宿归无期”，“三秋犹足收，万世安可思。殉没身易亡，救子非所能”。在生死大化面前，人是无能为力的。践行之时，不能举杯共饮；宿入墓中，不能远想归期；思念之时，万世遥隔、不可断绝。与其说是亲友对于死者的不舍，毋宁说是死者对于生的眷恋。西晋士人傅玄在他的自作《挽歌》三首[6]565中也有“欲悲泪已竭，欲辞不能言。存亡自远近，长夜何漫漫”，“地下无刻漏，安知夏与冬”的死亡想象。 在第三首诗中，这种眷恋得到直接体现。诗人描述死者的一座孤独坟墓埋藏在山冈的重岩峭石之间。墓室之中，下平为地，穹顶为天，宛如人间世界的天地一般。而这个孤独的人，侧耳可听地下暗流如江河之水涛涛涌动，卧身可见墓室天象如东井之宿悬立空中。在死亡里没有空间、没有时间，七尺身躯化为尘土，终始与蝼蚁鬼魅为伴，生死两端各在一方。随后，诗人大量提及生时的世俗声色生活，并将其与死后世界并举：“昔居四民宅，今托万鬼邻。昔为七尺躯，今成灰与尘。金玉昔所佩，鸿毛今不振。丰肌飨蝼蚁，妍姿永夷泯。寿堂延魑魅，虚无自相宾。”楼台宅院、器服饰品、姿容仪表、邻里友宾，这些都是西晋士人在日常生活中最注重的方面。美丽的姿仪是士人谈论品评的重要内容，它往往与人的潇洒风神之美直接相联系，是士人容止美的重要表现方面；而金玉饰品与友人宾客则显示的是士族与庶族之间的等级差别，也是士人维护尊贵身份的重要标志，士庶等级往往与声誉、风尚相关。西晋士人的审美趣味逐渐世俗化之后，常常免不了为此般缨络所缠绕，因此死后舍弃了地位与财富的光明，在阴暗之中与魑魅为伍，是最让人恐惧的。这种死亡想象所表现出来的恐惧与作者陆机的思想性格也颇有关系。陆机出身于儒学世族，一生追求建功立业，负担着重振家声的重任，因此死亡对他来说意味着追求功名之路的拦腰截断，也是他们声色生活的结束。在对死亡的体验过程中，陆机充满焦虑与悲戚之感，这是西晋时期大多数士人共同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