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8)05-0102-12 当朱丽叶催促罗密欧干脆“丢弃”或“否定”自己的姓名，却依然保持他的真实身份及他“可爱的完美”时，朱丽叶问道：“姓名有什么意义呢？”她在修辞上勇敢争辩：“我们叫做玫瑰的这一种花，要是换了个名字，它的香味还是同样的芬芳。”①然而，莎翁的戏剧不幸地揭示了名称(包括姓氏)的确有其意义；由于拥有不断塑造其当下指称的历史，名称通常具有持久而有效的意义与内涵。如果说，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仅仅说明了丢弃、否定或逃避名称的麻烦意义是多么困难，那么当代认知心理学则揭示了一个名称的诸种联想是如何影响我们基本的感知。如果发现某种芳香的气味并非玫瑰之香，而是携带了有毒浆果、化学合剂或啮齿类动物分泌物的名字，那么，这一气味将会变得不那么甜美。 广告展示了名称的说服力，它们可以吸引人们去购买某一产品或舍弃这个念头。哲学观点、理论和运动同样拥有名称，而其形式和命运很可能会受到其名称的极大影响。这些名称尽管是先前历史的产物，却会造成哲学传统的彻底重塑。名称甚至能够用于创造新的传统，正如威廉·詹姆斯在使用“实用主义”这一名词时所做的那样，他从皮尔斯(C.S.Peirce)那里借用了有关意义的实用主义原则，然后加上经验主义多元性和美国改革派的改良主义(American reformist meliorism)这些古老观念，从而大胆地发展出一个新的哲学运动。带着对行动和命名力量的明确自我意识，他将实用主义的第一本书命名为《实用主义：某些旧思想方式的一个新名称》(Pragmatism：A New Name for Some Old Ways of Thinking)，并预言这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将创造一个能够彻底转变我们文化思维的运动，其意义“就像清教徒的宗教改革一样”②。尽管这一野心勃勃的预言尚未彻底实现，实用主义却成为过去百年文化的一个有力参与者，这不仅体现在美国哲学中，也体现在国际性的不同文化领域。 美学领域内的实用主义影响直到最近才日益强劲。美学起初在实用主义哲学中也是一个边缘化的领域。皮尔斯或詹姆斯皆未撰写过美学方面的专著或文章，而约翰·杜威仅在其事业的晚期才转向美学，1934年，在他75岁时发表了巨著《艺术即经验》③。尽管我们可以理解为何此书被视为实用主义美学的奠基性文献，但事实上，杜威本人的著作并未在此称谓下推进过任何理论。杜威在这部书中不仅避免使用“实用主义美学”(或类似术语，如“实用主义的美学”或“美学实用主义”)，甚至不曾使用过“实用主义”一词。正如本文将要展示的，杜威在美学领域对“实用主义”的忽略是有意的、策略性的、持续性的。我在1992年首次出版的《实用主义美学》一书中，试图为后杜威时代的当代文化阐述一种新的、明确的实用主义艺术理论，策略性地将杜威视为该书的主要灵感，尽管最初我意识到杜威并不喜欢“实用主义美学”这一提法，却并没有完全认识到他有意强调自己拒绝这一提法。④现在，20年过去了，“实用主义美学”这一概念已然十分流行，并指示出一种充分确立的思潮——这种思潮能够促进学术会议的组织、研究资金的设立以及文章和书籍的出版⑤，探究这一术语的源起、流行及如何回溯到杜威(及其他早期实用主义思想家)就显得很有意义。 本文试图对实用主义美学这一名称和观念的谱系学进行探究。在下文中，我简要介绍了三位实用主义奠基人物(皮尔斯、詹姆斯和杜威)的美学观点，探讨他们为何从未在任何以“实用主义美学”命名的理论中阐述过这些观点。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讨论杜威的美学理论(尽管是实用主义美学范式的先声)如何依然被指责为不充分的实用主义，以及杜威是怎样对此进行论述——他的美学理论确实从未试图成为一种特殊的实用主义美学。接下来的章节探究的是这样一个谱系学问题，即“实用主义美学”这一术语如何在后杜威时代得以确立，又如何能够将杜威视为新实用主义美学的支持者。通过回溯我是怎样以及为何最先使用此术语，本研究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我在回顾中也觉得很吃惊)，即尽管杜威很快成为了我的主要灵感，但事实上，我最初迈向实用主义美学并不是受杜威的影响。 除了创立实用主义，皮尔斯还创立了符号学这一领域，且在符号逻辑和解释领域作出的原创性贡献大大影响了美学和文学理论。然而，皮尔斯从未阐发过艺术理论，也未对美学领域内的其他问题作出过持续分析。他甚至说自己“并没有能力”涉足这一哲学领域，尽管他声称自己有着敏锐的美学鉴赏力，并至少以三种方式意识到了美学维度的重要性。⑥通过欣赏游戏在创造性表达和思考过程中的作用(试图通过一个他称为“娱乐[amusement]”的极具启发性的概念捕捉这一点)，皮尔斯还将经验的直接性(immediately felt quality)强调为他意识理论中的第一范畴，或“第一性”(Firstness)。詹姆斯在其著作《心理学原则》中也强调和发展了这一直接性。之后，这一点被杜威转化为“统一直接性”这一关键概念，以此定义审美经验和艺术。除此以外，皮尔斯还将美学确立为标准科学逻辑和伦理的最终总结，因为“逻辑上的善仅是道德善的一个特殊部分”，而“道德上的善则是美学善的特殊部分”⑦。如果“道德是承受自我控制的方法的科学”，以此获得我们所欲求之物，那么，皮尔斯论述道：“一个人应当欲求的……将是使(某个人的)生活变得美好和令人爱慕。而令人爱慕的生活的科学就是真正的美学。”⑧美学与伦理学和逻辑思考之间的这种连续性，在詹姆斯和杜威那里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挥。 尽管具有敏锐的美学鉴赏力、开阔的文化视野以及早期在绘画事业上的雄心，威廉·詹姆斯还是避免在哲学美学领域内进行任何讨论。事实上，他明确谴责这一领域，因为他认为，在捕捉对审美经验至关重要的艺术核心处那无可名状的细微感时，之前的原则和各种哲学美学定义都注定是失败的。同一个一般性定义和言语性范畴(如小说、交响乐、三联画等)既可用于天才的作品，也可用于机械性的无趣作品。他相信哲学美学所提供的一般性规则、抽象原则或言语性标准无法胜任艺术和审美经验中不可命名的特性，而正是这些特性强化了审美经验，并区分了艺术品——即便处于相同术语之下——在价值和精神层面的不同。“艺术中优秀和第二优秀的区别似乎完全逃避了言语性定义——问题的关键是某个细节、某种微妙、某些内心的震颤——这些都使艺术品产生云泥之别！绝对相同的言语性准则可用于最成功的作品，也可用于与成功失之交臂的作品，但美学却将只能给出言语性准则。”⑨以概念系统化闻名的德国哲学家被詹姆斯特别挑选出来加以嘲弄。“为什么艺术家对所有德国哲学家的美学避之唯恐不及？”“想想德国的美学文献吧，竟荒谬到将康德这样非美学的角色置于其中心！”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