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8)05-0099-08 一、空间转向的始现 时空概念的多义性构成了把握物质运动和社会发展的逻辑基点，对于所有理论知识生产而言，时空都是至关重要的思维框架。然而从时空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关于空间和时间却遭遇了迥然有别的对待。如福柯所言：“19世纪最重要的着魔(obsession)，一如我们所知，乃是历史：以它不同主题的发展、中止、危机与循环，以过去不断积累的主题，以逝者的优势影响着世界的发展进程。”[1]18-19世纪以时间为主导的历史决定论以近乎于监狱式的羁绊主导着社会理论的阐释性疆域，这种境遇直到19世纪末还尚未终结。时间性的万能叙事主宰着社会思想和话语理论的发展进程，此现象直接诱发了空间理论日趋严重的沉沦和涣散。空间遭受湮没是缘何发生的？其发生的过程只是到了现今才得以发掘和探究。福柯从两方面引申了空间遭到忽视的原因： 空间曾经看作属于“自然”——也就是说，是既定的、基本的条件，是一种“自然地理”，属于“前历史”的层面，因而不被重视……在18世纪末，当空间的政治开始发展的时候，空间物理和理论物理的成就剥夺了哲学对有限或无限的宇宙的古老的发言权。政治实践和科学技术对空间问题的双重介入迫使哲学只能去研究时间问题。[2]152 空间的割裂状态使其在研究视域内体现为可以被量化的物理空间，作为一个客观、静止、非辩证的物质对象被孤立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外。作为常识，空间的重要性毋庸赘述，然而当代西方人文社科领域所激发的“空间转向”则滥觞于资本扩张下空间体验的大举挺进。从政治经济到日常生活，从全球化到地区事务，从实用技术到话语生产所面对的诸多困境，似乎都与空间摆脱不了干系，这也正是20世纪后半叶“空间崛起”和社会科学“空间转向”渐已凸显的大背景。小到试图寻觅的停车泊位、期待购置的房产，大到城市化进程、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国家领土主权的维护……所有这一切都见证着人类似乎正在被搁置进种种“空间实践”之中。基于此类复杂的现实性，“空间实践”亟需“空间反思”的介入，这就需要从理论层面对空间问题展开整体性体察和基础性分析。由是言之，“空间转向”是对西方进入20世纪后半叶所遭遇的现实空间危机或空间化问题的一种理论回应。 外部环境的演变发展促进理论范式研究的更新换代，当代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话语谱系已然遭遇了根本性的变革。市场经济的确立、新富阶级的崛起使原有的文化格局遭到改写，多途径的理论移植及过分繁衍的概念体系逐渐模糊了原本清晰的学科边界。诸门学科之间广泛的粘连关系引发了20世纪西语学界中一系列理论意义的转换和演变，这是一项至今仍未完成的涉及文学与文化复杂关系的转向运动。这些重大变革推动当代理论思想范式革故鼎新，其中就包括存在论转向、语言学转向、后现代转向、后殖民转向等一系列知识体系的蜕变。在这些理论范畴重提之际，空间问题在人文社会科学众多理论转向中异军突起，成为当代学术思想界备受瞩目的热点题域。空间转向的形成得益于20世纪来自法国的理论贡献，在“空间”的转型发展过程中，法国思想家、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起到了枢纽性的作用。列斐伏尔的重大贡献就在于通过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强化马克思主义空间化的一面，将其从历史决定论的时间魔咒中剥离出来。1974年列斐伏尔出版《空间的生产》，这本著作被奉为空间理论分析的经典论著，它的出现也标志着人文社会学科空间转向的开启。列斐伏尔紧密地结合空间发展状况，使空间知识体系得到现代性改造，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生产理论，同时也为空间观念的当代转型注入了全新的理论活力。他认为，物质主义空间观将空间作为人类生活环境的“容器”是不可靠的，这种物质化的空间已然形成了一种具备误导作用的认识论基础，即以物理属性或自然属性去衡量空间，力图将所有空间形态都表现为认识观念上的一致性，以客观性和必然性作为探讨空间的理论侧重点。列斐伏尔纠正了对空间进行刻板化、简单化的认识，认为空间始终具备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3]48。列斐伏尔将空间概念引入马克思生产理论之中，调整空间研究的重点和格局，将马克思生产理论与空间观念互构融合，使空间理论及其实践逻辑延伸进社会活动领域，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空间生产理论。他所言及的空间生产并非是生产栖居在空间内部的物质，而是空间本身成为生产的对象参与到生产过程之中。列斐伏尔将“空间的生产”阐释为3个相互作用的空间概念：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表征的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空间的实践指代空间中的生产，这是一种可被感知的、物理意义上的空间活动。这种具体可感的空间生产与日常事务、城市本体之间的空间实践紧密相关，并且保证了社会生产的顺利进行。它既是每一个社会关系成员进行交流互动的中介，也是人类在既定物质生产力水准之下改造自然，与自然进行能量传递、物质交换后的产物。空间的表征主要指代通过技术、话语、符号、意识形态等来支配空间的生产，它是技术统治者等智力设计者的空间。表征的空间是以上两种空间(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的有机结合，又可以称其为社会空间，它的存在揭示出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之间的权力斗争关系。列斐伏尔指出这3种空间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这种三重性辩证法突破了黑格尔“正—反—合”或者马克思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构成了复杂化、异质化、多元化的空间动态模式。传统二元决定论对现实和历史的认识都忽略了认识产生的空间化语境，认识从来都是空间语境内的一个产物，而空间本身又是具体的、有差异的，正因为对空间不可通约性的识知促使列斐伏尔引进了表征的空间(社会空间)来打破传统二元决定论(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的局限。此种理论路径为他致力于扬弃资本主义均质化、碎片化的空间提供了理论与实践方面的逻辑支持。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并非寥寥数语就能概其全貌，其丰硕的理论成果反映着空间观念的全部复杂性和丰富性。无可讳言，空间理论在列斐伏尔的推动下日益成为一股开启学术研究新路径的风潮，并在西语学界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如苏贾所述：“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所有伟大的人物中，勒菲弗①也许是最不为人所了解，也是最被人误解的人物。他卓尔不群，是后现代批判人文地理学的滥觞，是攻击历史决定论和重申批判社会理论空间的主要源泉。他这种坚定不移的精神引发了一大群人开展其他形式的空间化……即便在今天，他依然是富有原创性和最杰出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者。”[4]65 作为西方政治思想空间化的滥觞，列斐伏尔对空间的巧妙运用开启了一种新的空间理论阐述方式，这对后继空间研究者产生了重要启发，并促成空间理论在不同领域内不断地被意义的机缘所填充。对空间问题的阐述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探寻前卫理论的标志，当代西方学界对空间问题的普遍关注促成“空间转向”学术潮流的形成。“空间转向”中形成的当代空间理论重新调整了空间作为理论术语在学术体系中的份量，将传统思想中“空间附丽于时间”的观念转变为“空间与时间并置”的观念。进入“晚期资本主义”的西方社会，对空间的深切感悟同后现代反思、现代向后现代转捩等问题交融在一起。一种迥异于时间性、历史主义、历史决定论的空间话语正日益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大大促进了空间话语在实际运用中的弹性和宽容度。 二、空间转向与美学研究的互动策应 人文学科领域对空间问题的理解和重申逐步将地理空间和物理空间拉到了文化空间和社会空间层面，对空间的识知也经历了从对其物质属性的关注到对其社会属性重视的转变。空间解释实体化的进程就是将表面化、经验化的空间深化为全面的、根本性的、涉及本体论层面的空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空间转向并非只是增加了空间理论的分析维度，从更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对空间转向的探讨刷新了人文研究的知识学基础。作为20世纪较为突出的社会思潮和文化表征，一方面，空间转向同后现代主义有着深刻的相似性，后现代主义对多元性、异质性、边缘性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鼓励空间理论不断进行充满激情的理论实验。空间的多义性将不同领域的理论话语加以嬗变更新，从而在全球理论版图中贡献出了新理论和新话语，诸如地理景观、都市建筑、空间正义、文学审美等，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极大地塑造了个人生活和社会关系。另一方面，空间在主体维度上的意味与后现代主义联系更为密切，它关注的是个体在后现代时期的精神体验与文化表征，因此需要从生存与审美的关系入手，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也是培养和改造新的人性结构而使用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策略。概而言之，空间转向在文化景观和主体体验两个维度上完成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型。“哪里有空间，哪里就有存在”，无论是对外在生存空间的探寻，还是对内在体验空间的关注，其核心仍然是围绕人类主体展开的追问。随着空间理论题域的敞开，空间问题的复杂性、多样性、丰富性也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重要的理论资源，对当代美学、文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拓展提供了新的向度，改变了传统学科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