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历史缘起  

作 者:

作者简介:
徐俊忠(1956- ),男,广东汕头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毛泽东思想研究,广东 广州 510275;邓琴林,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广东 广州510275

原文出处: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历史缘起,在于毛泽东“一五时期”后的持续探索。探讨以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教条主义为先导,深入思考关于“虚君共和”改革何以必要,关于“企业自主权”如何有效实现,关于“学会以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以及关于积极发展对外经贸、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设备、学习借鉴先进文化等等。内容所及都属后来改革开放的重大问题。探索是对于“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求解,也是对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伟大探索,成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思想资源。


期刊代号:A2
分类名称:毛泽东思想
复印期号:2019 年 01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8)06-0001-13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8.06.001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如何言说改革开放,既关乎中国政治的大局,也关乎影响人们政治态度的历史评价和历史观。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尤其要反对由“两个三十年”相互对立的错误史观而引导的历史虚无主义。事实上,改革开放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而成为新中国一个时代性的标志,但这并不意味着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思想和经验,仅仅开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本文着眼于历史与文献,考察开始于对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践的反思,毛泽东关于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必须反对教条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一系列思想与经验,较为全面地揭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思想与经验的历史缘起,从而确立起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与开放的应有历史地位。

      一 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教条主义”,努力探索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中国是从1949年建立新中国后,不断走向社会主义的。然而,由于人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缺乏必要的经验积累与基于经验的理性认识,于是在实践中,出现了对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过度模仿,甚至在许多方面简单地“照搬照套”,由此引发许多不适应中国国情甚至背离社会主义应有价值的制度、政策与实际做法。因此,改革势必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和经济制度后的一种改进性的必然选择。

      这种选择的实际提出,一开始是以批评对于“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态度出现的。其中重要的推动性因素与地方部分省市领导不满中央实行过于集中的管理体制、束缚各地积极性有关,但明确提出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教条主义,并由此引导出积极性、建设性因素的,主要来自毛泽东。

      毛泽东批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教条主义,开始于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1953年初,他针对正在探索中的农业合作化指出:“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做法。”①“斯大林建议我们在土改中要保留富农,为的是不要影响农业生产。我们发展农业生产并不依靠富农,而是依靠农民的互助合作。”②在谈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时,他认为,苏联那种将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无偿收归国有的办法,“不见得完全好,生产低落,资产阶级进行破坏”。我们现在的办法,付给资本家利润,把资产阶级养活起来,“不仅使资产阶级不搞破坏,还要使他们的生产增长”③。对于各级领导机制,毛泽东更是认为,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向来实行的“集体领导”制度,反对苏联的“一长制”。认为“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原则,它能防止分散主义,它能防止党内野心家的非法活动”④。集中反映和概括他这一时期对待苏联经验的基本思想是:“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但是不要认为什么都是外国的好。”⑤只有从国情实际和社会主义的应有基本价值出发,学习外国经验才不会迷失方向。

      较为全面反思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主要开始于由“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所形成的特定政治氛围。毛泽东认为,“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在国际上,捅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娄子,也揭开了苏联模式问题的“盖子”。让我们党内的同志,尤其是党内拥有决策权的高级干部看到,苏联也并非一切都是美好的。因此,对于苏联的经验,既要有好坏的评价,也要有是否适合国情的考量。然而,中国毕竟是一个长期受到国际列强欺凌的落后国家,新中国的成立虽然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但旧中国跪着苟且偷生的历史毕竟太长了,要开始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家的发展问题,许多人还显得自信不够和经验缺乏。因此,借鉴延安经验,发动一次批评“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主义”的教育,以解除广大干部的思想桎梏,在毛泽东看来,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举措。为此,毛泽东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明确指出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了“教条主义”。毛泽东的基本估计是:“全国解放后,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七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工作、计划工作、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方面……教育方面搬得也相当厉害,……卫生工作也搬,……商业搬得少些……轻工业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⑥

      (2)分析产生这一教条主义倾向的原因。毛泽东认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教条主义,有其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这方面大部分正确,一部分不正确,是硬搬。”⑦第二,“我们对苏联和中国的情况都不了解。对苏联的经验、情况、历史发展不甚了解,既然不了解只好盲目地学它们。”⑧第三,“精神上受到压力。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一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继续当下去。”⑨这实际上指出,新中国的诞生并没有自然而然地使人们确立起独立自主的精神,在外国人面前,依然觉得事事不如人,出现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正是这种“精神上受到压力”的体现。第四,“忘记了历史经验教训。”毛泽东指出,“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的教条主义教训。教训就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⑩他还指出,“学习苏联及其他外国的长处,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11)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