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法家代表人，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由宗法封建制转变为中央集权制，由不被重视的落后国家变为强国。商鞅主张“禁利”、“贵势”、“利异”，指出当时监督官员和制度存在的局限性，强调“利异相监”的重要性，这与今天的审计监督具有共通之处。 一、“禁利”中的审计自律性。《商君书·禁使篇》记载：“今恃多官众吏，官立丞、监。夫置丞立监者，且以禁人之为利也。而丞、监亦欲为利，则何以相禁？故恃丞、监而治者，仅存之治也。”说的是设立辅佐人员和监察人员是为了防止官吏们追求私利。但辅佐人员和检察人员也想追求私利，何以互相监督？所以依靠“丞、监”来治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审计机关作为反腐败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必须切实加强自身的党风廉政建设，把党风廉政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并贯穿到各项审计工作之中，自觉强化思想教育，不断完善惩防体系，努力抓好风险防控，积极推进作风效能建设，把反腐倡廉作为审计“免疫系统”的立足之本。一要依法履职，确保重大决策落到实处。加强对重大政策措施执行情况的审计监督，确保政令畅通。深化经济责任审计，促进权力规范有序运行；加大对重大违法违规问题的查处力度，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二要防微杜渐，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促进廉政建设常态化，注重典型示范和警示教育相结合，岗位廉政教育与审计文化建设相结合，营造风清气正的工作环境。三要突出重点，深化廉政风险排查防线。全面排查审计廉政风险点，加强风险防控；科学界定部门权限和责任，监督权力运行；突出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强化监督检查。四要标本兼治，创新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完善决策制度，促进审计权力运行的科学化、民主化。健全约束机制，促进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细化内部管理制度，用制度保障审计机关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以程序规范行为，以制度约束执法，切实提高审计廉洁自律的意识，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二、“贵势”中的审计反腐性。《商君书·禁使篇》记载：“别其势，难其道，故日：其势难匿者，虽跖不为非焉。故先王贵势。”防止腐败的最佳办法是通过划分官吏的职权，使其难以找到谋私的途径。古代帝王的重视造就这样一种让官员难以腐败的客观情势。审计监督的本质不仅是对国有财产的守卫，更重要的是尽早揭示和抵御风险，及时建议政府或相应的权力机关运用各种资源消除风险，从而健全制度，保护国家财产安全。一是发挥免疫系统的保护功能。要抓住影响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关键问题，需要从体制、机制和政策层面分析问题、剖析原因、寻求对策。二是发挥免疫系统的清除功能。要在查出问题的基础上，加强审计处理力度，对症下药，整治审计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从而彻底清除病症，发挥免疫系统的清除功能。审计部门要将查处大案要案作为重要工作来抓。通过大要案的查处，扩大审计影响，提高审计的震慑力，惩治腐败，推进廉政建设。三是发挥免疫系统的修补功能。要从完善机制、体制和制度层面对审计发现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从源头和根本上查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要确保审计意见和建议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发挥免疫系统的修补功能。积极引入外部参与机制，提升审计成果利用的可行性。 三、“利异”中的审计警示性。“吏之与吏，利合而恶同也。夫事合而利异者，先王之所以为端也。”官吏之间利害关系的不同，是古代官吏互相监督机制的根据。“利异”中的警示，说明反腐倡廉不仅要发挥功能，还要一查到底，不仅要发挥免疫之道，还要注重警示他人。随着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审计部门应尽快改变传统的管理手段，应用信息技术。建设审计信息化系统，可以更有效地检查被审计单位的经济管理和财务会计信息系统的合规性、可靠性、控制性和安全性，检查这些信息系统存储、处理的电子信息的完整性、真实性、合规性和有效性，推进被审计单位的依法行政和依法理财。同时，随着事中甚至事前的审计监督和联网核查的实施，滋生腐败的环境越来越小，经济犯罪的机会也越来越少，有利于廉洁高效政府和企业的建设。及早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够避免这些“蛀虫”逐渐发展成为影响整个单位，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安全稳定体制的潜在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