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2；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8)-10-0039-11 1980年5月31日，围绕农村包产、包干到户的争议正酣之际，邓小平发表谈话，明确支持包产到户和大包干。这次谈话不限于农村问题，但其中涉及的农村问题影响最大，相关内容被冠以“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之名，整理成篇收入《邓小平文选》，成为中国改革史上的一份重要文献，其意义在于“标志着包产到户可能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突破口”①。 一般来说，各类关于中国改革史的著述均会引述这篇谈话，强调邓小平在关键时刻对农村改革的支持和推动，同时这些著述大多又会提到谈话并没有解决相关争议问题。例如，有著作说：“邓小平的讲话肯定了安徽的大胆试验，对于打破一些人的僵化观念，消除一些人的疑虑，稳定包产到户和推动农村改革，无疑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争论还在继续。”②至于为什么没有解决争议，相关著述或者语焉不详，或者不置一词，甚至还存在表述矛盾。例如，有著作指出，“在这关键时刻，按照我们国家的惯例，需要有一位最高的权威来做出决断。这位权威已由毛泽东变为三落三起的邓小平。他在5月31日发表了《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重要讲话”③。“最高的权威”说话了，却又没有解决争议，这似乎有悖常情。 进行历史类比，或能引人思索。众所周知，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一时间解决了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议，推动了市场经济体制的部署和构建。同样，1980年5月的谈话，也是发表在关于包产、包干到户姓“社”姓“资”之争的关键时刻，虽然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没有能够平息争论。此后，争议依然激烈，分歧并未和缓，包产、包干到户直到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才无可争议地在中央政策中获得认可，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更是1983年之后的事情了。 鉴于以上情况，本文试从历史背景、思想脉络、信息来源、传达贯彻、内容考辨等方面，对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进行分析，并由此引申，对当时围绕争议的一些人与事略作评述，希望能有助于理解复杂、真实的历史，并且使我们感悟到思想解放和体制变革过程中许多情势并非“两极化”，人物也不是“脸谱化”。 一、邓小平谈话的历史背景 “文化大革命”结束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解放的推进和农村政策的落实，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民又一次悄悄搞起了各种形式的家庭承包经营，最初以安徽、四川、内蒙古等地最为典型④。在安徽，肥西县的小井庄、凤阳县的小岗村分别以最早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而著称，并在后来逐步被塑造成为新时期农村改革的两个重要起源地⑤。 包产到户并非新事物，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集体化以来已然几番起落，遭遇过多次政治批判和整顿纠正，但20余年间一直或隐或现，或此或彼，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包干到户则几乎首度出现，它不仅以农户经营取代生产队经营，更“把分配也包进去了”⑥，是对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农村经营模式从内容到形式的彻底变革。 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环境趋于宽松，经济社会政策趋于务实，但对于包产、包干到户，到底让不让搞，究竟姓“社”姓“资”，从高层到基层，从干部到群众，认识不尽一致，行为时有龃龉⑦。搞包产、包干到户的农民和支持包产、包干到户的干部，从一开始就面对着关于包产到户属于资本主义的疑虑和指责，承受着压力和风险。 最早造成巨大影响的公开质疑，是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为题发表的甘肃读者张浩来信和同时配发的编者按。文中认为包产到组动摇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制度，也就是动摇社会主义，要求已划分作业组的“改正错误”。据当时人民日报社农村部主任李克林回忆，这篇文稿是“奉命搞的”，当时国家农委领导根据上边指示，写信给报社总编，要注意制止农村的分队现象。编者按就是根据指示信改编的。⑧这对当时实行包产到组的农民造成了非常大的震动和担心，对包产到组尚且如此，对包产到户的压力更不言而喻。 尽管被质疑，而且有的地方也在“纠正”包产到组、到户，但有的地方包产到户却逐渐从秘密走向公开，并不断扩大范围。例如安徽，到1979年底，全省近38万个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的占22.9％，实行包干到组的占16.9％，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占10％⑨。这样，争议、批判开始直接围绕包产到户进行，进入1980年以后表现得尤其明显和激烈。这可从两个方面的情况窥见一斑。 一个事情是，1980年初，《农村工作通讯》连续发表文章，批判包产到户属于“分田单干”，脱离社会主义方向，要求“必须纠正”⑩。《农村工作通讯》是国家农委主办的刊物，在这上面发表反对包产到户的文章，人们自然会联想其“来头”和“背景”，窥探某种“风向”，因而所造成的压力和引起的担忧可想而知。 另一个事情发生在实行包产到户比较典型的安徽。1980年初，给安徽农民包产到户上了“户口”的万里，离开安徽赴中央任书记处书记，分管农业工作。出人意料的是，他离开后，安徽的包产到户出现了一些反复。从当年4月起，省委在几个月内连续召开多次会议，省委一位主要领导批判包产到户是“经济主义”“机会主义”“工团主义”。他说，工团主义只顾眼前利益，主张“运动就是一切，主义是微不足道的，为了一个‘戈比’而斗争”。“包产到户虽然增产，但这不是方向，县以上领导干部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能只顾眼前利益，犯机会主义的错误。”甚至说迟早有那么一天，要算他们的账。在这些会议的影响下，全省农村改革的形势骤然变冷，搞得人心惶惶。(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