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8)05-0008-13 晚清以降，上海在吴越文化的底蕴上，在中西交融、移民汇集和繁盛的商贸中，开始形成极具国际性的“海派文化”。白鲁恂(Lucian Pye)曾指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上海是整个亚洲最繁华的国际化大都会，“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在国际金融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上海也远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①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成为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化中心，在教育、新闻、出版及文学、美术、电影、戏剧等各式各样的文化形态方面位居前沿，成就了中国城市史上一个具有空前活力与想象力的时代。文化与市场、生产与消费、文化生活与文化空间的建构，它们的互动组合成了一个繁赜的网络。② 一个完整文化市场的构建牵涉到方方面面，不仅是经济环境，还在于市场与文化如何达成沟通和互动。如果我们把“文化”也视为一种可以生产、经营的“产品”，那么文化的属性决定了它不同于其他物质类商品的特殊性：生产及消费另有一套独特流程，文化市场形构过程涉及更复杂的面相。生产和市场之外，还有消费的问题。文化人、商人共同创造了文化产品，那么，是谁、以什么样的途径、何种方式获得并消费了文化?在一个多元共生的文化空间中，存在各式各样的主体，扮演不同的角色、担负不同的职责，它们之间的沟通是怎样完成的?本文便以印刷、出版为中心，考察文化空间与市民社会及消费主义的关系，以及文化大都市的基本格局是如何在此间奠定的。 一、商业环境与都市中的文化生产 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描摹过一幅消费社会的嘈杂景象。费瑟斯通断言，“消费文化即消费社会的文化”，它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为前提预设，引起了消费商品，为购买及消费而设的场所等物质文化的大量积累，其结果便是当代西方社会中闲暇及消费活动的显著增长”。③在一个以“消费”为特征的社会中，商品生产的力量是惊人而包罗万象的，文化亦必然带上“消费”印迹。在近现代上海，广告、交相传阅的小报、杂志，大型的出版公司、小书铺，文化街、大众娱乐，林林总总的文化空间、文化载体都毫无例外浸染了商品生产的特质，展演着文化在消费社会中的发展轨迹。 这里要讨论的是商业环境和文化生产的关系问题。究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这个现代化大都市为文化繁荣提供了什么样的前提条件。 首先是便利。在彼时上海，要创办一种杂志或报纸简直超乎想象地容易。据周天簌在《一张小报出版的经验》中描述的，在文化产业发达的上海，编辑和印行一份小报是多么简单的事： 主办的人须有才学，又能干，可以吸引一部分读者，自己拉稿，自编自写，手下只用一个助手，一个校对，一个茶房，广告又有把握拉拢，白报纸可以打个保单给纸头行家做帐，否则每天用多少买多少，买半令，买一令都可以，印刷又可以先付一半，还有一半到月底再结，或者五天一结，都可以。编辑部设在一个亭子间内，自己家里不怕小囝烦，更加好，一张写字台，足够派用场。助手的薪水，打他三十只老羊，一个校对，打他十五只老羊，一个茶房，打他十只老羊。不过一律要供给膳宿的，否则人家不肯做。再开销到稿费，小报稿费素来菲薄，大都朋友帮忙性质，主办人常常请请客，喝喝老酒，也有不计稿费的，不过报纸是日长世久的东西，朋友帮忙，暂时可以，长久便假痴假呆，即使有稿子来，也是敷衍塞责，报纸便失精彩，所以稿费宁可要打出一笔钱来，朋友管朋友，帮忙管帮忙，稿费，打他一块钱一千字，已经算了不起了。什么跳舞版，跑狗版，跑马版，回力球版，素来没有稿费的，可打稿费的稿子每月约它三百块钱至四百块钱光景，已经非常阔绰了。可是不到这数目的，自然很多，不过这张小报决没有好文字给读者读着。假定依日销二千张算法，计付出项下：稿费四百元，薪水五十五元，白报纸四百五十元，印刷费二百五十元，其他另星五十元，共计一个月付一千二百零五元。收入项下：广告费四百五十元，售报费一千六百元，共入二千零五十元，两相抵过，有八百余元盈余，如果再把他打个折扣，五百元一月，坐定可以到手的。④ 这篇文章扼要但仔细地讲述了在上海办一张小报的条件和经过。小报的优势即在于“船小好调头”的灵活性，一笔数量很少的开办费用、三五好友便可成事。这是编、制，再讲印刷与发行。小报的印刷不像大报那样需要自备机器，都是包在专门印小报的印刷所里代印的，规定每日下午几点钟发稿，讲定每日出多少份报以及印刷费多少钱，排工多少钱，订下合同，付下一个月定洋或半个月都可以。报纸的出版，有时是在下半夜一二点钟，有时快天亮了。在天亮与未亮之际，便会有一名报贩头子携一部黄包车，把小报运到望平街去： 全上海所有的报贩像潮水一样抢着来批发，这时候天也亮了，不过太阳还没有出来呢。报馆十点钟光景，派一个茶房到望平街向报贩头子一五一十结帐多下报纸带转来，到月底装合订本，每本又可售洋一元二角。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