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概述 20世纪90年代国际语言学界最令人瞩目的事情就是，在语言学家的努力下，语言濒危这个全球性问题浮出了水面，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社会公众的关注、理解和承认。1991年《科学》（Science）杂志第251卷“新闻与评论”栏目发表了《濒危语言》短文，①引起了国际科学界的关注。1992年美国《语言》（Language）杂志第68卷发表了一组濒危语言问题的笔谈，②在语言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同年八月，第15届世界语言学家代表大会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③将濒危语言列入两大主题之一。④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批准实施《濒临消亡语言红皮书》计划。⑤1999年11月，教科文组织一般大会宣布：从2000年起，每年2月21日为“世界母语日”，⑥旨在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2001年11月，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⑦其《行动计划建议案》确认了“保护人类语言遗产，鼓励用尽可能多的语言表达思想、进行创作和传播”⑧。2003年3月，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召开濒危语言国际专家特别会议，通过了《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⑨报告，同年召开的第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虽然公约没有将濒危语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单列，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中写上了“口头传统和表达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的语言”⑩的表述。2003年，教科文组织还发布了一份立场性文件《多语世界中的教育》（11），重申了学习和使用多种语言，实施多语教育和保护语言多样性。2010年，教科文组织官网发布《世界濒危语言地图》（12）。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语言学家的倡导下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对濒危语言的关注、抢救和保护逐渐在世界范围开展起来，濒危语言成为语言文化领域的热点。 严格意义上说，濒危语言的语言学研究还不是濒危语言的保存和保护，因为在“濒危语言”概念提出之前，语言学家按照惯例对现在认定为濒危的语言和其他语言进行了调查研究。换言之，如果濒危语言调查研究采用和其他语言一样的调查套路、描写框架和技术路线，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要对濒危语言予以特别关注和重视。然而，在谈到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的历史演进时，我们却无法对濒危语言研究截然划分——将其中某些研究视为保存和保护的组成部分，而将另些研究排除在外。因为濒危语言研究的转向是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在划分中国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的历史阶段，应当把以濒危语言作为对象的研究——尽管当时没有“濒危语言”名称——纳入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的历史过程，并作为发展进程的前奏组成部分来叙述。 概括地说，中国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经历了由少数民族语言学家率先开展濒危语言调查研究并大力宣传呼吁，然后逐渐影响整个语言文化学术界，并引起政府和社会关注，从而实施保存和保护行动这样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 中国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的发展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3）：第一阶段从1992年至2003年，是濒危语言研究的启蒙和探索阶段。特点是学界对语言濒危问题取得共识，这种共识逐渐得到政府的理解和接受，语言学者开始尝试濒危语言的个案研究。第二阶段从2004年至2014年，是繁荣和转向阶段。特点是濒危语言问题得到媒体和公众的关注，濒危语言调查研究得到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从而全面开展，学术界兴起了语言资源意识，并开始从纯语言学研究到保存和保护的实践转向。第三阶段从2015年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下文简称“语保”或“语保工程”）至今，特点是以国家政府为主导，实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本文总结中国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的历史进程，对语保工程作基本评述，并思考“后语保”时期的若干问题。 二、启蒙和探索（1992—2003） 中国公众对濒危概念的认识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且通常与动物相联系，几十年来人们对“濒危动物、动物灭绝、保护动物”等说法耳熟能详。然而将濒危与每天说的语言联系起来则是九十年代的事情。应指出的是，早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语言学者，对五十年代国家语言普查未发现的或已知但尚未调查的少数民族“空白语言”（后称“新发现语言”）开展补充调查，期间已注意到这种现象：有的语言只剩下一些老人使用，中年人和少年儿童已不再使用，二三十年以后随着老人去世将完全消失。不过当时并没有将这种现象同濒危挂钩，就像人们有濒危动物和物种灭绝那样的意识。令人欣慰的是空白语言调查一直坚持下来，其中有些语言现在已没有流利的最后母语人，这些调查客观上保存了一些濒危语言的珍贵资料。因此广义上说，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空白语言调查作为我国濒危语言研究进程的最早源头是合情合理的。 中国语言学家接触濒危语言概念是在1992年第15届国际语言学家代表大会，当时有5位专家参会，会后国内《民族语文》杂志（14）作了报道，濒危语言这个术语和观念首次进入中国语言学界。由于将濒危和语言联系起来是新观点，濒危语言是新名词，国内当时有语言学家对它表示不赞同。巧合的是，在美国，资深语言学家Peter Ladefoged发表了《关于濒危语言的另一种看法》（15）的文章，对Hale、Krauss等人提出的语言濒危问题也表示不赞同。不过，中国语言学家对濒危语言的态度并没有出现Peter Ladefoged和Hale等学者那样的批评和反批评辩论。（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