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土秦汉文献看“豆”“荅”“合”的记词转移

      ○ 引言

      本文所说的“记词转移”是指文献用字所记录的词的转移变化。从字的角度看，它反映的是一个字所记录的词从一个词转移到了另一个词；从词的角度看，则是一个词所用来记录的字从一个字转移到了另一个字。“记词转移”发生在一组具有密切相关性的字和词之间，反映了记词用字选择过程中的内在机制，从系统的角度加以考察，对于用字习惯、词汇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根据时代可靠、内容未经后世改动的出土文献进行研究，则可以对记词转移的具体过程和时间进行比较真实的揭示。“豆”“荅”“合”三字的记词变化比较明显，但目前学界对它们的词义变化只有简单而分散的讨论，如指出“豆”字的意义有从食器到豆子的变化，而并未将三者记词的变化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的精细考察，因而也未能深入揭示变化的内在原因。同时，由于考察所依据的材料多为传世文献，目前的研究对三者记词变化的发生、流行时间与完成时间也缺乏详细的描写。本文尝试以数量丰富、时代明确的出土秦汉简帛为主要材料，以定量统计的方法，系统梳理“豆”“荅”“合”三字所记词的转移过程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①

      一、“豆”字的记词转移

      1.1 “豆”字最早的记词

      “豆”字，甲骨文字形作，象高圈足之食器，本义为食器。《说文·豆部》：“豆，古食肉器也。”两周青铜器中可见自铭为“豆”的器皿，如西周晚期的《周生豆》《大师虘豆》，春秋时期的《姬寏母豆》等。

      1.2 “豆”字的记词转移及出现时间

      “豆”字后来被借用以记录指食物的“豆子”一词。《说文·尗部》：“尗，豆也。象尗豆生之形也。”说明当时借用“豆”字记录“豆子”一词已很普遍。对于借用发生的时间，前人与时贤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秦汉时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字条云：“按，豆即尗，一语之转。周人之文皆言尗，少言豆者。惟《战国策》张仪云：‘韩地五谷所生，非麦而豆。’《史记》作菽。吴氏师道云：古语只称菽，汉以后方呼豆。”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孚部》：“尗，古谓之尗，汉谓之豆，今字作菽。菽者，众豆之总名。”于省吾也认为：“周人称作菽，秦汉以来称作豆。”②但是，这些说法中的时间范围显然太过宽泛。马继兴则认为“‘豆’字在先秦文献中和‘菽’、‘尗’同样也具有谷类之豆的涵义”。③马先生所依据的主要是传世文献。传世文献在传抄过程中改字的情况屡见不鲜，以此作为主要依据，其说服力显然还不够。不过从出土文献来看，战国时期确实有用“豆”字记录“豆子”一词的例子。如长台关1号楚墓遣策06简有“二豆”，刘国胜按语引《广雅·释草》：“大豆，尗也。小豆，荅也。”④但是在先秦出土文献中，用“豆”字记录“豆子”一词的用例并不多。同样是长台关1号墓遣策，还有4例“豆”字记录的是器皿“豆”。⑤

      从出土实物文字材料来看，我们认为借“豆”字记录“豆子”一词的真正流行时间是从西汉开始，应该不大会有问题。铜器铭文的例子有始建国元年的《新量斗》：“嘉黍、嘉麦、嘉豆、嘉禾、嘉麻。”考古发现的陶文例子则更加丰富，详见表一。⑥

      

      由于汉字表意构件的意义跟其独立成字时的意义有着密切关联，⑦因此作为表意构件的“豆”的构字意义也可以为我们考察“豆”字意义的变化提供参考。考察发现，西汉早期江陵凤凰山8号汉墓161简记载：属扁豆之类。⑧另外，表一中的“豉”字，《说文》正篆作“敊”，表一中陶文都从“豆”，而《说文》将“豉”作为“敊”的俗体。“豉”字也见于汉代简帛。西汉早期的马王堆帛书有2例，写法与《说文》正篆相同，写作“敊”，张家山汉简有1例，写作“豉”。此字在西汉中晚期简牍中也有多例。⑨《说文》中还有一个用以释“豆饴”的“”字也从“豆”。以上“豆”作表意构件的用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豆”字已普遍用来记录“豆子”这个词。

      从秦汉简帛文献中表示与“豆子”意义相关的几个字使用数量的变化，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这种变化的大致时间，具体数量见表二。

      

      从表二列举的数据来看，“叔（菽）”和“荅”这两个本来表示“大豆”“小豆”的字在西汉中晚期使用数量急剧减少，相反，“豆”字用来表示“豆子”的数量则明显增加。这一变化时间也正与上述陶文中“大豆”“小豆”多见于西汉晚期一致。因此，我们认为，“豆”字被借用来记录“豆子”一词虽然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但是真正流行开来则是在西汉中晚期。

      1.3 “豆”字记词转移的原因

      “豆”最初表示食器，从战国时期开始被零星借用来记录“豆子”一词，西汉中晚期成为记录“豆子”一词的主流，这其中应该有内在的逻辑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