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 引言 语言学属于人文科学（Humanities）范畴，其研究旨趣在于描写语言事实并进行总结，是一种归纳推理导向的研究范式（a generalization-based approach）；实验语音学则属于实验科学范畴，其研究旨趣在于以生理、物理、心理实验为基础，对语言中的语音现象进行描写或者解释，是一种证据导向的研究范式（an evidence-based approach）。无论采用哪种研究范式，任何科学研究的核心任务都是为人类提供新知识，也就是创新。那么，在汉语方言的语音研究上，实验语音学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新知识？换句话说，研究方言语音为什么需要实验语音学？ 汉语方言的语音研究是在高本汉（1915-1926）、赵元任（1928）开创的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个传统是描写主义的，科学与人文并重。研究者主要基于口耳之学的听音辨音，记录汉语方言材料，整理方言音系，并结合汉语历史音韵，厘清汉语方言的发展关系及地理分布特点。这一传统的研究范式为我们了解汉语方言的基本面貌和特点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的资料。这种研究自1949年以来，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语言学领域的实验语音学研究也有源远流长的口耳之学的传统，但自20世纪以来，其学科发展渐渐走上了一条实验科学的道路，而且越来越呈现出跨学科的特点。不用说语音工程、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研究，就是偏语言学本身的语音学研究，也普遍遵循实验科学的一般范式，对语音进行采样测量，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进而对语音现象进行描写与解释。实验科学在传统语音研究领域的发展为我们观察人类语言中的语音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方法工具。 那么，实验语音学究竟提供了怎么样的新东西呢？首当其冲的便是语音数据的采样，尤其是作为语言物理外壳的语音音频数据的采集，现代科技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以前需要专业录音设备才能完成的任务，现在可以在便携电子产品上轻松实现。 新技术不仅仅提供新的方法，而且在语言研究的哲学层面带来基础理论的变革。结构主义以来的语言学传统区分“语言”（language）与“言语”（speech），定义前者是抽象的语言能力（生成学派术语中的linguistic competence），后者则是具体的产出（linguistic performance）；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而不是“言语”。吊诡的是，语言学研究的材料都是“言语”；而根据“言语”来研究“语言”，在语言学的研究中这一设定是不需要进行论证的。比如说，作为语言基本单位的“音位”（phoneme）的概念，直接就被认为是人脑中固有的抽象物，可有更抽象的“区别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s），而同时，“音位”的物理产出物“音素”（phone）则只是一些对语言学核心任务来说不大重要的“变异”（variations）。更为关键的是，在学科立论（argumentation）上，也不需要从具体的言语产出（speech production）去对语言学上的音类（即人类储存在大脑中的语音类别）进行论证。与此相反，实验语音学则认为这是需要论证的，抽象的音类是建立在对采样数据的科学论证基础上的；丰富的实验语音细节（fine-grained phonetic details）改变了我们的语音观、语言观。 实验语音学为方言语音研究带来的创新之处，表面上看，最显著的就是对数据的测量、统计了。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做测量，做统计，通过数据的可视化图解语音范畴或者语音现象么？例如经常可见到一些声调研究，测量了若干人的声调的基频曲线，通过平均、归一方法画出来，据说便能和声调的五度值对应了；然后便是结论，讨论一下和传统的口耳之学的方言学记音有什么异同。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语音的声学参量与语言学意义上的语音范畴之间并不是简单对应的关系。或者增加发音人中男女、年龄或者其他社会属性的不同，再复杂一些，比较一下另一方言的类似情况，然后就开始谈语音的性别差异、年龄差异，甚至语音演变等，那就更加危险了。语音的物理参量的采样、测量、统计本身并没有错，数据可视化也是实验语音学研究中常见的手段；但实验语音学并不是为测量而测量，为统计而统计，实验语音学遵循实验科学的一般方法，最为关键的是，实验语音学的测量与统计必须有语言学意义上的考量。 关于实验语音学对方言研究的用处，一个广泛被接受的说法是“补口耳之缺”；这是从前文所言“通过言语来研究语言而不需要进行论证”的立场出发说的。事实上，从事方言调查工作的学者对于实验语音学最大的需求可能就在于此，因为即便是调查经验丰富的学者，有时也会希望借助语音实验来确定或证明某个难记的音。但非常遗憾，实验语音学往往不能直接给出答案，因为我们的语言观、语音观是：语音的本质不是抽象的音位、音位变体或区别特征所能完全概括的，语音是具体的、变异的。“补口耳之缺”这个说法的另一个问题是其预设，即常见的音类是不需要实验语音学的，只有僻见的语音才有必要引入实验研究。这也是错误的想法，实验语音学并非只研究僻见的语音现象，而是要对一切语音现象做系统、全面的研究。 实验语音学对于语音研究的创新就在于直面“通过言语来研究语言”这一语言学的二元论问题。在一般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中，作为语言基本单位的音位及其区别性主要是从心理的角度，通过思辨推理来定义的，即音类在语言或大脑中的表征（representation）是通过逻辑推理，而不是实际的发音生理和感知心理实验来论证的。在这个框架之下，语言具有自主性（autonomy）。有一个著名的比喻：一副象棋缺个子儿，无论是车、马，还是将、相，拿块石子代替即可。也就是说，重要的是系统与功能，具体语言单位的确切物理值对语言系统来说一点儿都不重要。在这种语言观背景下，实验语音学研究除了验证音类的音值之外，确实没有太多其他的用武之地，况且验证音值本也不是语言研究的核心问题。有意思的是，持这种语言观的学者往往觉得用实验的方法验证音值并不是件难事，因为他们认为语音与声学参数之间存在着简单的对应关系。但事实上，在实验语音学的研究范式中，音位，或者宽泛一点的“音类”，与研究中容易采样、测量到的语音声学数据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因为二者之间隔着语音产生（speech production）与语音感知（speech perception）两大科学问题。而且，近些年的实验研究表明：大脑中处理语音产生与感知是由不同的区域与机理控制的（Bouchard等2013；Mesgarani等2014）。尽管在实验语音学领域，一直不断地有理论试图建立语音产生与感知之间的关系，阐释二者之间的相关性甚至一致性，比如语音感知的运动神经理论（The motor theory of speech perception，参见Liberman等1967；Liberman & Marttingly 1985和1989；Liberman & Whalen 2000；Galantucci等2006）、语音产生的量子理论（The quantal theory of speech production，参见Stevens 1972，1989）等，但是，语音产生与感知毕竟是由独立机制控制的，而二者之间的不一致性可能就是造成各种语言的语音多样性的原因之一，比如Ohala（1981，1993）就试图从感知误差去解释语音演变，认为这是语音演变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