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系《香港文学史》中的一个章节，为散文部分的“绪论”。面对纷繁、驳杂的描述对象，作者采用“散文文体在文化、文学系统中的功能性结构分析的方法”，将香港散文划分为传播完成期和发展成熟期先后两个段落，并从五个侧面论述香港散文的总体风貌：一、（地域推移中）文化传播和文化普及功能；二、香港散文的闲适性和趣味性特征；三、新闻传媒的主导地位和香港散文实用性倾向的关系；四、商业运作机制、“文化消费的一次性”对文学散文创作的制约；五、都市文化背景下的中西汇合和多元构成。文章满腔热情地肯定了曹聚仁、叶灵凤、徐訏等在香港延续中国古典文化传统和“五四”现代文学传统的功绩，指出董桥、梁锡华等人为代表的学者散文是香港散文精萃所在。文章对号称香港散文之大宗的“框框杂文”定义为都市“公众空间的个人言说”，在此一背景下充分肯定刘以鬯、梁秉钧、锺晓阳等人在不同时期为散文文体的革新所做的努力。 散文是香港文学的一个重要文体类别，民族文学传统的共性和地域殊性同样在这一文体类别交汇。如前所述，香港地区属华夏文化的岭南文化，与世界上其它殖民地人民不同，连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也在殖民统治中被湮灭或遭受极大的损害。不仅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定的现代文学传统也在香港得到延续和传播。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批第一流的作家如茅盾、许地山、夏衍、萧红、张爱玲等等，或先或后在这块中国人聚居的土地上居住过，从事写作或其它文学活动。他们既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又“现身说法”地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本身。从50年代以后，一批由内地留居香港的作家，他们或者在三四十年代的内地就已在文坛上崭露头角，或文学根基教育在内地已经完成，但其文学事业有成则多半在香港。已在30年代出名的有叶灵凤、曹聚仁、徐訏、以及徐速、刘以鬯、丝韦等；香港本土作家如舒巷城等人，他们薪火承传，理所当然成了“五四”至30年代新文学传统的传播者、继承者，乃至在新的时代社会背景下的开拓者。将他们视为香港散文的奠基者，就非空穴来风的不实之词。在六七十年代从事写作的一批作家，无论是来自内地、欧美留学归来者，还是台湾来的“驿站过客”，与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们欧美文化特别是西方现代文学背景则是共同的。余光中、思果、董桥、梁锡华、黄国彬、陈耀南等人，与同时或稍晚于他们，且因文学生长点的不同，受西方后现代文化和文学濡染的梁秉钧、西西、钟晓阳等人，将作为20世纪中国散文的一股独特支系的香港散文推进到了最终成熟的阶段。在七八十年代，内地的“文革”浩劫结束后，国门打开，又一波内地作家到香港定居，他们则带着大陆五六十年代现实主义把握世界方式加入到香港散文作家的队列之中，以曾敏之为“领队”的一批不同年龄的南下散文作家，同样是今天香港散文繁荣、斑斓、多元化构成的总体格局中不可或缺的一支。因此，从时间上次第登上香港文坛的作家队列的演变，我们即大体上可以将近半个世纪的香港散文、界限不甚分明地划分为奠基完成期和发展成熟期。 有评论家用诗意的语言描述成熟的香港散文的总体风貌，曰：“秋实累累，异彩纷呈”[1]翻译成理论术语，意指繁荣和多元。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共识了，但仍不免有些空泛，因为繁荣和多元，同样适用于描述别的系统和文类。因此，结合香港地方的地缘特征，带有殖民地色彩的资本主义工商社会对文化发展所造成的制约，特别是它的商业性和开放性与散文发展的关系是最直接的。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和地缘的政治文化因素，香港散文成为了今天既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变异，又仍然是20世纪中国散文总体格局中的一部分，用散文文体在文化、文学系统中的功能性、结构性分析，就同样不失为面对特别驳杂的系统时的方法之一。据此，将香港散文与民族传统母体的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诸多殊性特征，作以下互为关涉和连结的几点概说。 一、文化传播和文化普及功能 从历史上看，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度极为短暂的岁月中，香港成为全国文化和文学活动的几个中心之一，在往后半个多世纪中，意识形态的争夺是一种波及造成的，本地却非风穴和源头所在。相反的是，左右之争只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文学的生产力，而在传播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普及中国文化精神方面，却并没有被搁置起来。在殖民化政治、语言背景下，捍卫民族文化的传播和普及，是一客观的需要，为将南来北往的外来留居者、“过客”和本港文化人的脚色定位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垦殖者，提供了天时地利的可靠依据。散文作为民族文化性格和审美性格的载体，换言之，散文作为民族文学体式，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反映，用文学语言传播文化知识，是其显在和深隐的功能。身为“创造社”后期重要成员的叶灵凤，用散文小品的形式传播中外文化艺术，旨在提高和扩大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关注香港方物，考订历史、传说，也说明了用散文普及和传播中国文化知识的巨大作用。作为章太炎的学生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活跃的青年，曹聚仁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一书，旨在当时的香港学术空气相当淡薄的情况下，传播和普及中国民族的文化学术。他的其它作品，均贯穿着一种“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所具有的文化启蒙精神。 二、香港散文的闲适性和趣味性 30年代的中国现代散文小品，原本就存在以周氏兄弟为代表的两条创作路线：鲁迅的针砭社会痼疾、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匕首和投枪”；周作人的“独抒心灵”的闲适主义。大体上讲，香港的散文小品基本上是沿袭了周作人、林语堂一路发展下来的。周作人讲，现代散文小品的来源，一是明清小品，一是英国小品，是两者的会合（参见《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前言》）。他的这个观点影响了台湾的许多散文作家，连“创造社”出身的叶灵凤也是“名士风度”十足的，更何况曾在上海与林语堂一起创办过《人世间》等推行闲适主义路线小品刊物的徐訏等人，可谓直接把30年代的这一派散文小品带到了香港。虽说，按照周作人的观点，闲适也有大小之分，大闲适为忧患意识，小闲适为一己的趣味、品位，但是由于香港工商社会的性质、文学的非意识形态化，使得以小闲适为主要特色的散文小品找到了蓬勃生长的土壤。60年代出版的《五十人集》、《五十又集》，这两部集众多名家谈诗论画，说典故，记游踪，以知识的丰富多彩和趣味的高雅、行文的亲切为总体特色的散文小品总集，被誉为“香港文体活动史页”的一件盛事，可以说正是闲适散文小品的一次群集大展。到了七八十年代，卓越的散文家董桥和香港学院派“才子散文小品”的崛起，同样是这一散文小品路线的继续和延伸。梁锡华的散文小品始终贯穿一种轻喜剧的幽默风格，他推崇梁实秋、王了一等人的散文小品，作品受其影响，他更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不一定要使它成为所谓投枪与匕首，但总该使它成为一点照亮幽暗的光明。不论是慰藉之光，知识之光，智慧之光。”[2]他还表白过寄沉痛于幽默的艺术追求，而这恰恰是与寓审美于休闲相对应的。相对而言，以行文的洁净、精致，高文化品位和审美品位著称的董桥，他在自嘲时甚至是相当放肆的，但这一切也没有逾越一位绅士和名士的风范，他写得最好的那些篇章，也不是以汪洋恣肆的雄健风格见长，而是以苏州园林那一类精于布局，以小见大，玲珑剔透，雅韵逸致的绵远悠长擅胜。香港学者创作的小品是香港散文的精粹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