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艺报》1986年10月18日发表了我的《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到了1987年夏天，以《文艺报》为主要阵地对这篇文章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到了1988年下半年，渐渐平息下来。停顿两年之后，1991年春，《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又接连发表署名文章批评“向内转”，，至此这场关于新时期文学“向内转”问题的讨论已拖延了将近五年的时间。 一些综述文章称这是一场“旷日持久、规模可观、持论截然对立、反响相当“强烈”的文坛论争。中国当代文坛上不少声名显赫的人士都介入了这场论争。北京大学的谢冕教授对文学的“向内转”给予了明确无疑的肯定：“文学的向内转是对于文学长期无视人们的内心世界，人类的心灵沟通，情感的极大丰富性的校正”，“文学内向化体现了文学对于合理秩序的确认，也包含对于文学一味地‘向外转’的歧变的纠正。”[①]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叶廷芳先生则在他从事的西方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运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他指出：“我国新时期文学的‘内向化’趋向正好适应了当今世界文学的大走向”，新时期文学创作中的这一“倾斜”，“正是对传统观念的惰性的一种抗争”，一种对于“文艺内宇宙”的“开拓性努力”[②]。而当代文坛广受尊重的小说家陆文夫先生则说出了“文学‘向内转’，读者向后转”这样令我丧气的话，表示了他对“向内转”的冷漠。在中国当代文坛上资望甚高的左联时代老作家林焕平先生，也曾撰写了不止一篇文章，表达了他对“向内转”文学走向的忧虑和愤懑。[③] 这场争论是江西省一位叫周崇坡的评论家发表在1987年6月20日《文艺报》上的一篇文章揭开序幕的。周文认为，从整体上看，“向内转”文学以及“向内转”的论调对于社会主义文学都是有害的，“有可能使时代的主旋律在文学中减弱甚至消失的危险”。周文以一种文艺战线前沿哨兵的口吻提醒人们要对“向内转”的文学提高革命“警惕”。当时，作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的张炯先生，则希望从“艺术规律”的领域对“向内转”的文学现象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他语气温和地强调，要“清醒地看到文学的‘向内转’与‘向外转’各有长短，在鼓励多流向的艺术创造时，既不忽视艺术创作的普遍规律，又对现实生活作为创作源泉的重要性给予应有的强调”。[④] 在这场讨论中，最为积极踊跃的是曾镇南同志，他前后写了数万字的文章对我的“向内转”一文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据我见到的，在关于新时期文学“向内转”问题的讨论中曾经发表过意见的，还有洁泯、徐俊西、童庆炳、王蒙、吴元迈、吴秉杰、阮竞生、曾奕禅、朱向前、江岳、董大中、杨朴、潘凯雄、贺绍俊、金健人、惠尚学、李锡龙、陈福民、李幼苏、解中平、李方平、伍林伟、王仲、王元骧、张玉能、孟繁华、谭湘、周可、杨颉诸位。 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我只是在1988年3月25日的《文论报》中发表过一篇文章，仅就论争中的思维方式问题做了一些解释性的说明。按理说，作为当代文坛这场“官司”的肇事者，我有责任向公众作出更详细的交代，自己也时时想到写些文字补上这一课，然而，等到下笔去写的时候又觉得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事的变迁，争论中的一些问题有一些已经不辩自明，有一些则已经消隐在历史的天幕上，要说的话已经不多。但作为自己的一次思想反省，也许还有它的必要。 二 坦诚地说，我在80年代中期开始作出“新时期文学向内转”这一判断时，并非出于对某种西方理论主张的张扬，也不是听从了哪位理论权威的指令，甚至也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周密的分析论证。我凭靠的只是一种直觉，一种对于8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创作状况的感悟。那时，我正对文学创作心理现象发生浓厚的兴趣，已经写下了《论文学艺术家的情绪记忆》《艺术创造中的变形》《作家的艺术知觉与心理定势》《审美主体与艺术创造》一系列文章，写作过程中翻阅了大量西方19世纪、20世纪著名作家的传记和创作谈，我由此发现创作主体的独立的人格、独特的个性、丰厚的感情积累、细微复杂的心理活动在文学创作活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在此以前，我已经担任了十多年的《文学概论》的教学工作，我发现我得出的这一结论与我们教科书上讲的原则和规律很不相同，教科书中强调的是“文学”是“客观的社会生活”的“如实反映”，这时我强烈感到，所谓“客观的社会生活”如果不能化入作家的血肉之躯，如果不能化为作家的人格与情性，对于文学创作就是完全无用的。而“客观的社会生活”一旦化入作家个人的“心理结构”中之后，要想再保持“客观如实”的性质，也就决不可能了。我想，这该是古往今来，从中到西普遍适用的一个创作心理学原则，倒是理论对创作的指导，在不同时代曾经有过不同的价值取向。有时候，理论要求作家尽量“如实”地反映那个“客观的实在”；有时候理论鼓励作家尽兴地发挥自己“主观的情性”。3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受苏联文学理论的影响，更倾向于前者，即把文学作品看作如实反映社会生活的“镜子”，把文学家看作秉承某种思想观念的“工程师”，把文学创作过程看作运用某些形式、技巧对于生活素材的加工制作过程。文学活动被彻底理性化、工艺化了。“文化革命”中，这种“文学理论”被推上极致，所谓“三突出”“三结合”的创作方法成了人们的笑柄，也就失去了任何理论的意义。所以，在80年代初，当我在大学讲台上重新宣讲文革前的教科书中的那些原理和概论时，就产生了不满乃至对立的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