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中国大陆与80年代相比是如此风格迥异，特别对于那些生存于80年代文化潮流中的人们来说，尤其如此。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毋庸置疑给中国大陆带来生机和希望，80年代人们追寻现代化，急切摆脱落后与贫困，崇尚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思想文化，它不可避免地引发对传统的反省。人们普遍相信，实现现代化和摆脱传统的束缚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尽管90年代之初特别的历史背景下对80年代的反省乃至批判不无夸大之辞，但80年代确实存在摆脱传统和崇尚西方文化的思潮。 然而，90年代却是传统的全面复兴，从倡导爱国主义、弘扬传统文化，到大众文化的娱乐节目不断复制的所谓中华民谣，可以看出与80年代迥然不同的历史动向。1996年的热门读物《中国可以说不》明确而狂热地宣扬极端民族主义，显然是概括和强化了这种历史动向。在这样一个历史变动中，知识分子在扮演什么角色？90年代初期，知识界崇尚国学研究，强调回归民族本位文化，它不可避免地助成“文化民族主义”占据学界主导位置，并且有效构建新的意识形态的整合情势。种种迹象表明，围绕民族主义这个精神轴心，关于中国的“民族—国家”身份，关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关于中国在21世纪的地位和作用等等的文化想象正在迅速展开。因此，审视90年代知识分子的学术转型与意识形态重建的关系，不能不说是一项迫切的任务。 一、学理转向折射的文化意味 如果认为9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与现实的意识形态重建完全无关，那就缺乏把握复杂的历史情势的基本能力；如果认为90年代的意识形态是在知识分子自觉参与下，并且是在明确的历史动机导引下进行的，那又对这个时代缺乏基本的理解。90年代的中国如此复杂，不是说它有多么深厚的精神内容，而是说这种历史情境包含更多的转换、交叉、错位和自我颠倒。文化民族主义的形成正是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而知识分子正是以似是而非、自相矛盾的方式卷入历史的无意识构造。 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面对现实，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历史事件，构成了一代知识分子自我反省的历史起点，正如文革构成了80年代那代知识分子的反省一样。只不过这个反省更具有文化的和学理的特点。是什么导致了这样一种历史结果？这一代知识分子却以他们的职业习惯为依据，在文化的层面里去寻找缘由。反省的结果是对80年代的学风提出批评。所谓80年代追寻西学、个人主义盛行、急功近利、思想史恶性膨胀、学风空疏、态度偏激，酿成一股激进主义思潮，这是导致历史恶果的文化根源。当然，任何重大的历史局面的出现，都是多种历史合力的结果，这种所谓“空疏的学风”起到多大的作用，难以作出明确的判断。但作为一种面对历史的反省，当然也不失为一种思路。由是，“退居书斋”的知识分子，在这里找到历史转折的新的起点。从现实退回书斋，就不再仅仅是扮演历史失意者的角色，而转变成历史的自觉者，纯粹的学理于是又有了至关重要的历史意义。很显然，这些重大的历史意义都是重大的历史前提给定的。越是追求纯粹个人的道义立场，越是强调学理的意义，它越是能更深地回到知识分子的历史之中，这种选择本身出自对历史的反省，当然也是出自于对历史的责任[①a]。 于是，90年代初，退居书斋的一代知识分子开始了纯粹学理的批判，清理80年代的学风，反省西学，回到国学，“反激进主义”则成为90年代的文化自觉的历史起点。在这里，“回到国学”起到了历史转折的作用，它并不仅仅提供了专业化的学理选择，而且提示了应付现实的价值依据，它标志着90年代与80年代迥然不同的学理追寻和文化立场。正是在“回到国学”的旗帜下，这个知识分子的群体开始重新聚集起来。“回到国学”使自现代以来断裂的学术史被连接起来，并且从文化的内在冲动中去发现历史的连续性。“回到国学”也就是回到历史，回到中国文化本位，回到近现代的文化资源和文化情境。与80年代崇尚西学，热衷于谈论康德、尼采、叔本华、海德格尔、萨特、弗洛伊德大相径庭，90年代津津乐道的是章太炎、陈寅恪、王国维、顾颉刚、梁漱溟、张君劢、杜亚泉……。显然，文化资源同时提示了一种文化情境和价值认同，现在，崇尚这种文化资源，回到民族文化本位，当然也是回到国学大师所标示的文化立场。 于是，“退居书斋”的选择，具有了历史的自觉性，回到国学，不仅为无所作为的历史过渡确立专业上的恰当的方位（“中国人只能做中国的学问”），而且为无所适从的失意的个人找到了精神家园。现在，回归中国文化本位明确折射出保守性和“反激进”的双重含义。这使9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学理追寻，成为对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重新阐释和读解[②a]；不管其主观意愿如何，在客观的历史效果上，它及时连接了回归民族文化本位的学术史（思想史），有效地强调了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特征。这样一种学理式的追寻无形中滋长了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事实上，近年来所标榜的回到中国文化本位，主要还是回到近现代的学术史研究领域，它不可避免地要进入那个时代的文化情境。而近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无不具有某种程度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当然是那个时代特殊的历史情势造成的。创建一个富强的中国——这种意愿构成了近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病，而这种心病又无不郁结在他们的学理追寻之中。当然，近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不尽相同，各自处在不同的利益集团，处在不同的文化阵营或文化场（field），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表达的民族主义情绪指向是很不相同的。就早期文化保守派而言，其民族主义诉求主要集中于“反清排满”，而不是西方帝国主义列强[①b]，“五四”以后的文化保守派也没有把中国文化置放在与西方截然对立的地位上。但在当今的文化阐释中，固守民族本位文化，其意义指向在当代语境中发生变异，它很容易引申出“反抗西方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倾向。对这一知识谱系的谈论，它必然在大量阐发这种思想和文化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