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会议组织者邀请我参加会议，有这个学习的机会。我曾在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中心工作多年，之后又调到浙江大学，个人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国民党史与蒋介石。对于革命史的研究我虽关注，但没有任何的研究成果。本想来听听会，学些知识的，但收到会议议程一看，居然被安排大会发言，有些紧张。请会议组织者发来会议论文集的电子版，这两天抓紧时间学习，边学习边思考一个外行如何在这么多专家面前发言。昨天晚餐时还向几位相关领域的年轻学者请教。 我想做个特殊一点的发言，借此机会，把自己不懂或者不清楚的问题提出来，向各位专家请教。或许外行幼稚的问题，可以从另一角度促使相关专家们思考，从而推进研究，所谓“愚者千虑，或有一得”。果真如此，也算个人从另一个方面对会议有所贡献。 我发言的题目是“新革命史，学术概念的省思：何为新，为何新，如何新？”。“新革命史”是这几年史学界颇为流行的一个词，不仅有学者提出这个概念，推动相关研究，而且也有不少的呼应，还召开了以“新革命史”为主题的“工作坊”，出现了若干代表性的学者与成果。我虽不从事革命史研究，对此也如雷贯耳。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多元视野下的中共苏维埃革命”，细读会议的分组与许多论文，应该也是暗含了“新革命史”的意思。我拜读会议的论文集，学到了很多，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更多。正如古人所说，“学，然后知不足”。在此，就不揣浅陋，自曝其短，将个人关于“新革命史”这一概念的疑惑提出来，向各位请教。 围绕“新革命史”这一学术概念，我的问题分三个层次：何为新？是想弄明白什么才能称为“新”的学术领域或者范畴。为何新？是想弄明白创新的目的是什么。如何新？是想弄明白革命史研究怎么才能创新。 一、何为新？ 李金铮教授是“新革命史”概念的主要倡导者，①他在《再议“新革命史”的理念与方法》(《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1期)一文中提出，“新革命史不是一个新领域，其研究对象与传统革命史几乎无异”。我认为，“新革命史”这一学术概念，重点还在“革命史”上，“新革命史”的对立面或参照系，应该是“老革命史”或“旧革命史”。“新革命史”的倡导者用了“传统革命史”这个词，强调两者研究内容上无异，只是尝试用新的理念或方法来重新审视中国革命史。其实，每个史学领域的研究均有一定的阶段性(中国当代史学研究，受政治环境影响甚大，阶段性尤其明显)，研究理念与方法一直在进步，其它领域基本上未加“新”字。例如，中华民国史的研究领域，40多年来进步巨大，不仅是方法上多元化，在研究内容上也扩展了。当初李新先生提出民国史研究是为革命史服务的，只研究统治阶级的、反革命的历史，大概只能算是专门史的范畴，现在民国史作为断代史的概念已经基本被学界接受，它已经包含了革命史的内容，但好像没有学者提出“新民国史”的概念。有一批的学者，如杨奎松、王奇生等，他们研究民国时期中共党史、革命史的相关课题。但他们是研究民国史还是革命史的学者，真不好归类。再如，我所熟悉的蒋介石研究，过去偏重政治方面，也有些简单化脸谱化，现在的研究开始侧重他个人的因素、家庭、教育、人际关系诸方面。大家的共识是蒋介石研究要发掘新材料，运用新方法、新视野，寻找新课题，不少论文也在朝这些方向努力，但也没有人提出“新蒋介石研究”的概念。 “新革命史”的倡导者还提出，革命史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49-1978年为第一阶段，1978-2000年为第二阶段，2000年之后为第三阶段。“新革命史”是指2000年后的学术发展。相对于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在研究领域、方法论方面有很大的进步与拓展，但并未有学者称之为“新革命史”。 我的问题是，一个学科或者领域，如果不是研究的核心内容发生了变化，只是在研究方法上有进步，能否就用“新”来重新命名？因为“新”与“旧”(或者“传统”)是相对的概念，有时间的因素(学术进步)在里面，如果轻易用“新”“旧”划分，那么，再过20年革命史研究又有了进步，是否还需要提出“新新革命史”的学术概念？ “新革命史”的重要创新，是将社会史的方法引入革命史研究，甚至有社会学领域的专家参与到“新革命史”的倡导中。目前史学研究一种普遍的趋势是，强调学科交叉，多数历史学的课题申报、论文写作中，都强调借鉴了其他学科的方法，就是不提历史学的方法。这似乎有一种“学术自卑”。殊不知，历史学的实证研究、考订方法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基础的方法。许多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在借用历史学的素材与方法，历史学者自己反而不自信，舍近求远。历史学者要坚持学科本位的自信，同时保持学科开放的胸怀。 二、为何新？ 李金铮教授提出，“新革命史”是“尝试使用新的理念和方法重新审视中共革命史，以揭示中共革命的艰难、曲折与复杂性，进而提出一套符合革命史实际的概念和理论”。但是，传统革命史似乎也做过同样的工作。撇开近40年的研究成果不论，我们读到的“文革”前出版的《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回忆录，关于红军长征的研究，都是力图反映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与复杂。前几年更有一部反映革命曲折与复杂性的著作，直接取名《苦难辉煌》，影响很大。 其实，任何一个时代的学术，都受环境因素的影响，都有其局限性，不可以现时的标准苛求前人。在回顾蒋介石研究的学术史时，有学者提出，1978年之前没有蒋介石研究。我不苟同这种意见，1948年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仅人民出版社就发行60余万册，成为1976年前中国大陆具有压倒性影响的著作，这就是那个时代研究蒋介石的标志性作品。显然，我们不能说1978年前没有蒋介石研究。再如，杨天石先生一本很出名的书是《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有位较早涉足蒋介石研究的学者曾发问，以前人的努力，就不是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吗？杨天石找到了没，如果他找到了，今后其他学者还要找吗？“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个时代的学者，都有自己的使命与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