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思想与学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因抗战军兴、国府西迁，内地学术机构与学人颠沛流离、不遑宁处，不得已避居西南、西北边疆地区。受此影响，1936年以前中国学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受到了阻遏。不过，这种情形不能包括边疆研究在内。根据马长寿的观察，当其他学科面临凋零，停滞不前之际，边疆研究反倒获得了新生，“呈现出一种空前的热烈与紧张”，①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十年间，边疆、民族研究一度成为显学。追寻其内在缘由，乃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1)由于政府西迁，人文荟萃于西南边疆；(2)中央播迁西南，边疆地区成为中央的主要屏障，其在战略上与政治上具有举足轻重之势；(3)抗战时期“边疆研究似乎成为一种显学”，是因为时人“把握现实，揣摩时髦，以自列于通达之流”。② 这种认识大致符合客观事实，彼时边疆、民族研究为各派学者所借重，各种论著、专业杂志、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边疆研究在抗战期间所展现出来的“经世致用”——基于化解边疆分裂、民族分离危机的考量，有关边疆与民族的研究在时人眼中呈现出独特的实践性价值。 从学术史的角度观察，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虽兴起于清代道、咸、同、光之间，但真正形成学理化、体系化的研究范式则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其时，学者们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政治立场，对“民族—国家”做不同表述。通过梳理这一时期各种边疆、民族研究成果及学人、学术团体、杂志报纸的活动轨迹，较为全面地呈现边疆、民族研究学人的研究范式及其不同取向，实为一值得重视的学术问题。 关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民族”叙事的大致情形，近些年来已经有很多研究者聚焦1939年那场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讨论，进行了颇具建设性的探讨。③本文的研究目标，乃是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边疆、民族研究与学者的学术背景、所处时代的政治背景及意识形态相联系，以此审视不同的“民族”叙事和解释框架。出于研究的方便，笔者主要通过考察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对“民族”及相关边疆问题的研究，以勾勒这一时期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中国“民族”叙事文本；同时希冀通过纵向的学术发展脉络梳理和横向的对比，检讨各种“民族”诠释架构的异同，再现这一时代学人的思想观点。 一、“中国本位”的民族学论说及其实践 19世纪，伴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科学的复兴，西方国家的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得以蓬勃发展。大体而言，政治学、社会学多被视为研究现代国家或“文明”民族的组织之学；人类学则以史前人类与现世的弱小民族或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这种学术上的分工，虽然于研究上有分类的便利，但无意中基于“进化论”的观点将人类分为两种：一种为初民社会或原始民族，一种为文明人或文明民族。它进而将文化分为两个基本类型：初民只有文化，文明人始有文明。亦正缘于此种学术分工，西方人类学、民族学被应用于优化列强海外殖民地的经营与管理。④ 民族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被引入中国之初，“发现他者”同样是中国民族学家努力钻研的一个重要主题，对异文化的探寻以及对自我与他者关系之考量，成为中国民族学研究的核心内容。⑤但在1935年前后，随着“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运动的兴起，⑥一些民族学家意识到，用一百年前以欧洲民族经验为基础提出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思路解释中国当下的民族和民族问题，尚存在一个“互洽”与“适用”的问题。 黄文山曾提出一个疑问：“吾国民族文化，受西洋文化之急剧的侵袭，整个社会组织与文化体系，为之崩溃与解体，吾人将何以使固有之文化与西来之异型文化调适而交流？”即是说，与迷恋西化思潮的学者通常预设源自西方的民族学可以直接套用于中国不同，也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者一味排斥西方的民族学及其理论不同，民族学如要在中国加以运用，必将经历一个“调适而交流”的改造过程。至于其具体路径，黄文山倡议，民族学建设要以“中国本位文化之建设”为指导，在方法上，撷取西洋近数十年来进化派、历史派、功用派方法学之菁华，而去其糟粕；在资料上，则可参考欧美日本无数民族调查之成绩与先例，以为解释及整理中国民族文化之张本。⑦李济对该问题做过极为形象的描述： 现在中国学者，既对民族学发生强烈的兴趣，做积极的工作，就应当不迟疑的接受一种新责任。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另起炉灶，这是绝对的不应该的，也不可能的。欧美学者，费了千辛万苦，积了实在不少的材料；创制了不少可用的方法。我们只消三四年的工夫，就可以轻轻学来。这是我们应该感谢人家的。不过我们要学，就应该学那最精彩的一部分。至于他们所堆积的材料，我们应该明白：那可靠性是极不一致的。现在有一个最危险的学术现象，就是把这些可靠性不一样的材料，凑在一起，拿来与中国某一种现象比较，作些推论。如此应用比较法，我认为是一件悲惨的事。能够避免，就应该避免的。⑧ 李济在此特别强调，一方面固然要学习欧美民族学好的研究方法，但在另一方面仍需对欧美民族学积累的学术材料取批判性学习的态度。此后，马长寿进一步提出，所谓“中国的民族学或人类学”，固然不能放弃人类所共同的一方面，但尤须注重中国人独有的一方面。⑨ 对于如何构建中国本土化的民族学之问题，岑家梧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1)观点上，摆脱欧美民族学所主张的“人种不平等说”，基于统一的中华民族立场，承认中国国内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2)方法上，欧美人类学所用的多是比较法，处处求异，以期发现土人与白人的不同，来建立他们的理论，达到他们统治殖民地的目标。中国民族学亦同样地使用比较方法，却不能求异，而是处处求同，也就是说，要从各民族的文化上求出一致之点，指出中华民族文化的统一性。(3)内容上，应根据文化进化和文化传播的观点，致力于阐述中华民族的统一性。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