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8)04-0083-14 自1942年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开展以来，华北、华中等根据地不断强调对中央和领袖权威的遵从。本文将地方领导人的权威对中央的依赖程度，称为“中央化”；中央化程度较高的地方机关，领导人的权威更依赖于自上而下的授予或承认。赵诺(2015)对太行根据地的研究指出：太行地区的“山头化”与“中央化”的过程是并行的①。 不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漫长的游击战争过程中，对于受地理位置、敌我形势等因素的影响而与中央联系不畅的根据地，其领导人的权威往往无法离开自身在地方的革命履历、社会网络等资源(或谓之“地方性”)，而“中央化”的程度相对较低。田原史起(2003)、杨奎松(2009)、章奇、刘明兴(2012)的研究都显示：在八路军、新四军活动范围以外的南方游击区、以及南方地下党活动的白区，这类地区“中央化”的程度低于华北和华中根据地，在干部问题上因而也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或者体现在干部结构与政策取向的不同，或者体现于外来与本地干部、白区干部与根据地干部之间的分歧②。1950年代的两次反“地方主义”运动，就是这类冲突的著例。通过反“地方主义”，运动区域的“中央化”程度得到了显著加强。 对于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南方新解放区的“中央化”问题而言，海南是一个典型的地区。自从1926年中共在琼崖建立组织以来，琼崖的中共组织从未中断，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之称。1930年代，随着琼崖反“围剿”的失败，琼崖党的干部队伍受到严重损失，与中共中央、广东的联系途径亦几乎阻绝。抗战爆发后，琼崖党逐渐恢复并发展壮大。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自六届六中全会以来，倾向于鼓励游击区的地方自主性，反对上级的过度干预；在处理琼崖党与其上级广东区党委关系的问题上，中共中央也采取如此的态度③。琼崖党的领导人冯白驹通过长年的斗争，“在群众干部中建立了威信”④。与其它大多数南方游击区的根据地不同，琼崖直到解放之初，长期保持着本地干部为主的干部结构，这种结构直到1952年夏反“地方主义”后才有所调整。 正因为在干部结构方面较之其他大多数根据地的特点，海南可以作为一扇窗口，观察一个地方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在解放后与中共中央的互动。本文的意图不在于谈论运动本身，而在于探讨像海南这样经历过反“地方主义”的地区，中共中央权威是如何进行加强的，以及中共中央权威加强的限度。 一、反“地方主义”：南下干部在海南挂帅的开始 海南的反“地方主义”，是在建国初期新区土改的过程中发生的。1952年6月中旬，毛泽东出面批评广东没有抓紧土改，犯了“迷失方向”的错误，并批评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存在着“地方主义”倾向，要求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召开分局扩大会议展开批判斗争⑤。在此背景下，作为广东省下属地区，海南区党政领导人也受到这一运动的冲击。六七月间，华南分局、海南区两级先后开展了以反“地方主义”运动为主题的夏季整队。 经过海南区的整队与对海南区党委的改组，南下干部初步掌握了海南区一级机关的领导权。在他们面前，是两项急需解决的任务：一是继续领导新区土改。海南区一级反“地方主义”整队完竣后，各县土改干部于8月初陆续下乡工作，1952年下半年的第四期土改正式开始⑥。根据区党委的规划，除了五指山地区的黎族聚居县不参与运动外，其他汉区县份继续开展土改，尤其以琼山县等5个县作为重点地区。二是继续反“地方主义”，并进一步调整海南党政机关的干部结构。1952年6月的反“地方主义”标志着广东大陆干部结构调整的最终完成⑦；但是，在1952年夏反“地方主义”以前，当南下大军在广东大陆挂帅时，海南却仍然由本地干部掌权。该年夏季批判冯白驹与整队时，本地干部的权威虽被削弱，但除了对犯错的个别干部进行撤调以外，人事没有发生较大调整。 这两项任务是互相关联的。在中共中央与南下干部看来，排挤外来干部的“地方主义”是导致“土改右倾”的重要原因；为了使土改运动进一步大张旗鼓地进行，必须反对“地方主义”⑧。在土改中反“地方主义”的途径无非两种：一是通过教育、劝说，使本地干部尊重南下干部对土改运动的领导；二是对拒绝服从或错误严重的干部进行处分，将其调离土改的领导岗位。 采取后一种方式的前提，是有足够的后备干部可供替换。7月底，中共中央、中南局向广东调派了一批南下干部。这为调整海南地、县、区三级的领导结构提供了可能。7月31日，华南分局发出指示：“此批干部的质量均较高，是最大量的，从解放以来未有的一批骨干，亦是最大的一笔本钱。为此，我们应十分重视与大胆地使用，把他们放在主要的和适当的县、区工作岗位上，按照中央、中南提议可任的职务，正确地分配。”⑨从8月起，南下大军开始在海南挂帅，海南乡以上各级机关的人事格局也开始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 先考察海南区一级领导人的变动情况。在党委方面，夏季整队后，华南分局调整了海南区党委领导层，除了第一书记冯白驹和第五书记何浚外，其余几人都是南下或大军干部⑩。在政权方面，大军干部陈德被任命为第一副主任，并肩负起管理行署日常工作的责任(11)。在军队方面，7月，第四十三军在大陆的部队全部调防海南岛，海南地区开始并存两个平行的指挥机构——“海南军区”与“第四十三军”。1952年秋，在中南军区建议下，中央军委将这两个指挥机构合而为一，改称“海南军区兼第四十三军”。经过调整，“海南军区兼第四十三军”的司令员由原四十三军的吴克华担任，冯白驹的政治委员由兼职变为本职；第一副司令员等职位也进行了相应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