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现代化既是作家们关注的焦点又是研究者探讨的重心，但这里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应以什么样的价值标尺来衡估古典型文学与现代型文学的区分度，以及文学现代化的基本特征。目前学术界对文学现代化的认识并不一致，甚至分歧很大，所以有必要对其价值标准予以探究。 世界各民族步入近现代工业社会在历时性上存在着时间差、在共时性上存在着空间差，随之而展开的文学现代化进程势所必然地也存在着时空差。然而这并不影响我们寻找一个涵盖面较大的、能容纳丰富多彩的个性文学现象的具有普遍性的现代化标准，而这个价值标准必须在运作中既能对古典文学与现代化文学的联系与区别作出明确的价值判断又能对文学结构自身系统进行文本分析；既能对古典文学向现代转换过程所显现出的阶段性及其特征予以理性透视又能对与文学系统相关的外在系统作出价值判断。具有这种广度与深度兼具价值标准的，莫过于人学与“人的文学”了。 人学的根本任务在于全方位认识自我，正如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人文主义者蒙田所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因此，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即使连最极端的怀疑论思想家也从不否认认识自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①]认识自我在西方思想史上是个古老的哲学命题，但我这里所强调的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近现代人学——其对人的探索与思考，越来越活跃，也越来越混乱，根本就不存在普遍承认的科学原则：在这里，神学家对人有神学家的看法，科学家有科学家的看法，政治家有政治家的看法，社会学家有社会学家的看法，心理学家有心理学家的看法，人种学家有人种学家的看法，很难把各种对立的见解集聚起来，获得一个对人自身的完整的公认看法。马克斯·舍勒最早意识到这种认识的危机，他说：“在人类知识的任何其他时代中，人从未像我们现在那样对人自身越来越充满疑问。我们有一个科学的人类学、一个哲学的人类学和一个神学的人类学，它们彼此之间都毫不通气。因此我们不再具有任何清晰而连贯的关于人的观念。从事研究人的各种特殊科学的不断增长的复杂性，与其说是阐明我们关于人的概念，不如说是使这种概念更加混乱不堪。”[②]尽管对人的研究从不同的维度不同的层面切入所获得的认识大有分歧甚至造成对人的解说的混乱，但是我认为这恰好证明对人的研究越来越自觉，越来越深入，对自我的认识越来越成为现代哲学关注的重点和热点。从对人的众说纷纭中，足以使我们认识到，当人类走出神权主义、禁欲主义的中世纪而步入工业社会的充满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的近现代，人已成为宇宙的主宰和社会的本位，人获得空前的思想自由、个性解放和情欲满足，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权利倍受社会重视，以人为本位的人学思想在世界各民族的影响既深且广，对人的本性的探究已达到一个新的层次。或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观照人，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突出了人的社会性或历史性；或从自然人性论的角度来考察人，主要强调人的自然属性，突出了人的生命欲求；或从综合的视角来探讨人，认为人是灵与肉一致的人、社会性与自然性兼备的人，“人之为人的特性就在于他的本性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和多面性。”[③]各种现代心理学，将对人的探讨由外部或总体转向内心，揭示人的内宇宙的奥秘。弗洛伊德发现了人的意识由本我、自我、超我三个相联系的层次构成，突出人的性欲本能，强调“力比多”是人生命的原动力；荣格着力开掘人的集体无意识，它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得以存活与发展的潜在动力；当代人本主义思想家、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从低到高具有五个层次的需要，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只有这些需要得到基本满足，人才能健全发展，才能具有最充分最旺盛的创造力。[④]他深刻地指出：“自我实现的创造生强调的是性格上的品质，如大胆、勇敢、自由、自发性、明晰、整合、自我认可，即一切能够造成这种普遍化的自我实现创造性的东西，在创造性生活中那些表现自身的东西，或者说是强调创造性的态度、创造性的人。”[⑤]人不仅是个具有自我实现创造性的人，而且是个富有思想的人，笛卡尔说过：“我所谓的思想，是指我们意识到在自己心中活动着的全部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不仅仅是理智，意志，想象：而是还有感情，在这里和思想是同一回事。”即人既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又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丰富情感的人，这正是人的全部内涵所在。17世纪法国的天才巨人帕斯卡尔在其遗作《思想录》中对“人是什么”作了这样的回答：“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可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⑥]人有了思想便有了一切，人就能吞掉一个宇宙，不只是人的尊严就在于此，而且人的智慧就在于此，人的力量也在于此。19世纪以来一些非理性主义思想家对“人是什么”从感性层面对其现代情绪、意识流动、生命冲动、欲望追求、人性异化、性心理变态等，进行了深入探索，既提出一些真知灼见也不乏谬论。总之，进入近现代以来人类对自我的认识已全方位地展开，虽然见解不同但却达到一个新的思想境界，标志着人类步入一个全面觉醒的时代、步入一个人性自由解放的时代，因而这也是人的空前高度自觉的时代。当然，也应该看到人类认识自我的过程是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不只是在认识上有真理与谬误的尖锐对立；而且在与自然界、社会甚至自身的诸多争斗中，人性曾遭到扭曲、摧残、毁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同时人性也得到了锻造、锤炼、新生、张扬。所以，现代人学思想是极为丰富复杂、充满着矛盾的，尚有不少值得认真破译的秘码。恩斯特·卡西尔说过：“传统的逻辑与形而上学本身就不适于理解和解开人这个谜，因为它们的首要和最高的法则就是不矛盾律。理性的思想，逻辑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所能把握的仅仅是那些摆脱了矛盾的对象，只是那些具有始终如一的本性和真理性的对象。然而，在人那里，我们恰恰绝对寻找不到这种同质性。哲学家无权构造一个人造的人，而必须描述一个实在的人。任何所谓关于人的定义，当它们不是依据我们关于人的经验并被这种经验所确证时，都不过是空洞的思辩而已。要认识人，除了了解人的生活和行为以外，就没有什么其他途径了。”[⑦]传统的逻辑与形而上学难以揭示人这个谜；现代的各种哲学或人类学对人的奥秘作了多角度的透视与阐释，把对人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层次，但仍然免不了笼统空泛。我所感兴趣的是“了解人的生活和行为”便可以具体理解与认识人这条途径的方法论意义，因为它启示我们认识到，惟有文学艺术具有这种特殊功能，即通过形象的感性形式来表现或再现“人的生活和行为”及其情感、思绪乃至潜意识，那些哲学家或思想家无法阐述的人的矛盾性、深微性和复杂性可以由文学家出色地来完成，即通过语言符号和文学手段描述一个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富有主体感的完整的现代人。“在每一种言语行为和每一种艺术创造中我们都能发现一个明确的目的论结构。在一出戏中一个男演员真实地‘扮演着’他的角色，每一句个别的台词都是首尾一贯的结构整体的一部分。他的语词的重音和节奏，他的声音的抑扬顿挫，他的面部表情，他的身体的姿态，全都趋向于共同的目的——使人的性格具体化。所有这些都不仅仅是‘表现’，而且还是再现和解释。”[⑧]表演艺术对于人的奥秘的表现或再现具有这种整体性、具体性的功能，作为语言文学艺术更具有这种特殊功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艺术也是一种人学，而且是一种现代人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