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擂台的垒砌，是期望方家。龙泉明先生果然立足高处，他的从容使我们热望更为直接的对擂，因为新世纪的门槛又逼近我们一步。 我们已经走到21世纪的门槛，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和特征，应当是时候了。近日，我高兴地读到了杨春时、宋剑华《现代史，还是近代史？——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的对话》（见《南方文坛》1997年第1期），他们在文中提出了一个启人思考的命题：“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完成由古典形态的过渡、转型，它属于世界近代文学的范围，而不属于世界现代文学的范围，所以，它只具有近代性，而不具备现代性。”尽管文章中的一些观点我不完全赞同，但对于他们提出问题的眼光和勇气，我是十分佩服的；对于他们研究问题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在这里，我想正面谈谈我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与特征的看法，以求教于杨春时、宋剑华先生及其他专家学者。 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是近代性的，还是现代性的？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我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行程虽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在总体上却是逐步深入的，它的现代性质与特征也是逐渐呈现出来的，并且越到后来越鲜明。其实，到目前为止，“现代性”这个概念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的定义。所以，我要说的也只是自己的一种看法。我认为，从世界意识、先锋意识、民族意识、人性意识、创造意识等五个维度的交接点上，可以建构起一个评估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标准。 一、世界意识 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学的现代化起始于“世界历史”的形成和“世界文学”意识的萌发。按照马恩关于世界历史的观点，近代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和世界市场，消除了以往历史形成的各民族、各国的孤立封闭状态，日益在经济上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才“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他说：“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很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共产党宣言》）作为20世纪的文学，有别于20世纪之前各民族文学的显著特征是民族的相互往来与依赖使其成为人类的共同文学。也就是说，各民族文学的世界性交流的历史进程，导致了一种现代意义的世界文学的诞生。世界性、开放性，已成为现代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共同特征。同时，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学的现代化就是“世界文学”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 作为人类总体进化的一个过程，现代化具有世界性的弥散和扩张性质。现代化首先从西欧开始，随之通过殖民化弥散到美洲、澳洲、亚洲和非洲广大地区。正因为如此，现代化在历史上被称之为欧化、西化或工业化。在19、20世纪以前，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还不是外部世界的挑战，而是源自内部的物质危机。“只有到了19、20世纪，当西方的示范展示了一种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时，中国才对自身历史的内部挑战产生了一种多少是变化了的回应方式。这样，中国历史的内部要求与西方文明的示范效应叠加在一起共同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反应类型与历史走向。”（《中国现代化史·总论》，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随着列强入侵而逐渐加剧的西方文化的撞击是中国作家世界意识勃发的外缘。西方文学的传入，陈腐的古典文学已成不了耸动视听的气候。谭嗣同、黄遵宪、蒋智由、康有为、梁启超等所提倡的“诗界革命”已标志着世界意识的觉醒，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韧之初，五四新文化先驱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世界化”的文化观念。陈独秀在《新青年》提出新文化运动的六条思想原则之一即是“世界的而非锁国的”。鲁迅在《随感录·三十六》中指出：“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这是只有在西方文化的冲突和交融中才能获得的认识。简言之，20世纪世界意识就是一种开放意识，即放眼全世界，以世界本体文化为本位来从事中国的文化革新运动，把中国的文化革新运动作为20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待。这一文化革新意识的飞跃对于中国几千年自恃为“世界中心”的传统观念无疑是一个根本性的冲击。 在世界意识的驱动下，中国20世纪文学逐渐走向了全面开放。从清末民初的初步开放到五四时期的全面开放，到30—40年代的有限开放，以至到50—70年代的基本封闭，再到80年代以后的全面开放，实际上走过了一条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这其间长期的闭关自守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它却导致了以后更大幅度的开放和更深刻的变革。总的来说，20世纪中国作家惟有在对于他民族文学的借鉴之中，才可能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到本民族文学的特性及其在世界文学总体中的地位，才可能实现对于本民族传统文学的扬弃、继承和发展。正是世界文学意识的觉醒使他们开始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探索中国文学革新的道路，开创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充满创造和变革的伟大时代。 二、先锋意识 我不赞成把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与现代主义划等号，这是因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先锋性（现代性）主要不体现在对西方现代主义的追寻上，而是体现在中国作家为适应中国现代化的需要，对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一切现代世界先进的文学资源的合理吸取与综合运用上。中国20世纪作家将现代性追求视为文学的主题，而并不把现代主义视为最高表现形式，但也并非排斥西方的现代主义。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比西欧晚了几百年，一下要从古典形态过渡到现代形态，它所缺乏的中间因素太多。为了追上世界现代化的步履，只有把西欧几百年的历史采取横向“拿来”的办法，因而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走完了西欧几百年才走完的历程，西欧几百年的文学历史也就在中国文坛迅急地重演了一遍。西欧近现代文学的多种潮流，如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意象主义、现代主义等在古老的中国都有了其中国的传人。由于“拿来”的急迫，很多东西只是浮光掠影地一晃而过，并没有在中国文坛留下深深的痕迹。在经过了一个长长的封闭时期以后，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吸纳与整合似乎显得更成熟一些了。由于中国是在被动挨打的局势下对外开放的，是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中放眼看世界的，是在社会与文化相当落后的状态下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因而，中国20世纪作家的文学接受与创造担当了道义、思想、精神之责，他们对世界现代文学的看取是有选择性的，他们的创作不是仅仅代表自己或少数人，而是代表整个民族言说，述其生活、情感、思想、精神与灵魂。正因为这样，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的中国成长得十分艰难，中国的客观现实对它的冲击和抑制太大了，以至在中国文坛不能占据更多的空间。尽管如此，它作为一种文学潮流，在20世纪中国一直潜滋暗长着并几度呈兴盛之势。在五四时期，它就播下了生长的种子，从鲁迅《野草》的象征主义、郭沫若《女神》的表现主义、胡适尝试诗的意象主义中亦可见一斑。20年代中后期，李金发开创了象征主义诗歌流派，然后由新月派、象征派汇聚而成的现代诗派在30年代以《现代》、《新诗》为大本营，形成了强大的阵营，加上新感觉派小说的呼应，现代主义在30年代酿成大潮，竟一时之盛。虽然在抗战爆发、大敌当前的特殊时期，中国现代主义受到了抑制，但当抗战处于持续阶段，社会生活与情感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的情势下，现代主义又再度兴盛起来，仅以诗歌为例，就有冯至、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创作的活跃，并且先后在40年代中期的西南联大和40年代后期的上海出现过两次具有连续性的现代主义诗潮，而且由此形成了令后人刮目相看的现代主义诗派——“九叶”诗人。这说明现代中国不是不需要现代主义，现代中国人不是不能接纳现代主义，而是现代中国的外部条件一度限制了它的发展，它的半途衰落，并不主要是中国文学内部发展规律使然，也不是现代主义自身的局限所致，而是外在社会环境并没有给它提供更多的生存空间。也就是说，现代主义文学的承诺是合目的的，但是不合规律。现代主义作为20世纪世界先锋文学的组成部分之一，20世纪现代情绪的重要表现方式，对现代中国必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所以，当再次打破思想禁锢的新时期到来之后，它必然再一次被中国作家所看取。这一阶段与以前所不同的是，大多数作家更多地表现出对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发展起来的各种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先锋艺术的独特青睐，使它们在短短十余年间于中国大地重演了一遍，其多变性、多样性、丰富性，是以前所不可比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