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rrida(1978:210)认为,一个词的物质性(materiality)无法翻译或置入另一语言之中。Derrida所言的物质性就是构成文本本体的声音及书写的能指符号链。它们各司其职,相互关联,构成特定的意义表达。这种难以存留在另一语言中的物质性给翻译带来巨大挑战,译者只能充分发挥目标语符号系统的表达潜力来建构一种与源语表达功能相近但物质性相异的言语,这必然产生与源语不同的语言结构和话语结构。而且,借用孟子的“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章句下》)来理解翻译这种特殊的言语,可以发现,翻译虽能表达源语之“义”,但无法在接受语境上实现“信”,因为翻译文本自身就是重新构筑的接受环境,语言本身已不同于源语。当然,译者有时会有意让译文接近目标语常态,如外译汉时使用较短的句段(许国璋1991:274),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偏离目标语常态。本研究关注与常态相关的封闭结构内部构成复杂度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计算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汉语翻译语言在复杂度上的历时变化以及它对汉语发展的影响。 2.汉语翻译语言的特点 汉语翻译语言的特点是相对于汉语原创语言而言的。传统上,对汉语翻译语言的判断基于直觉,总体是消极的:汉语翻译语言易流于生硬、笨拙、死板。如,与例(1)相比,例(2)的可读性较差,是一种“不西不中的‘译文体’”(余光中1969)。 (1)他在府城里,我在县城里,我管不着他,他亦管不着我。(1911前汉语原创子库) (2)所以他
喜欢在田野搜求狐爪花蒲公英驹蹄花,他觉得渐渐是
举动。(1919-1930s英汉翻译子库) 翻译语言给人的印象一般是脱离常规、异常搭配、句子过长。这类评价沿传已久,但它始终是一种语言直觉。至于何为常规却一直缺少经验性数据的验证和支持。近二十年来,语料库语言学分析方法尝试通过对比翻译语言和原创语言来量化这类语言直觉,有的涉及宏观特征的分布,如词性、句长、类符形符比、keyness分析、搭配组合、语篇特征分析等(王克非、秦洪武2009;秦洪武、王克非2009);有的则涉及微观语言的描写,如特定语言形式或功能的翻译(秦洪武、王克非2004;夏云2013);还有研究探讨翻译共性视角下的汉语翻译语言特征(黄立波、王克非2006)。在这些研究中,与本研究直接相关的是汉语翻译语言中长句子的构成问题。根据王克非等(2009)、秦洪武等(2010)的研究,汉语翻译语言使用的句子偏长,易造成封闭结构容量过载①。本文在以上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扩展观察范围,系统描述和分析汉语封闭结构容量增大、结构复杂的形成因素和历时变化特征。 3.研究设计 3.1 基本假设 现代汉语在“五四”后发生明显变化的原因一般认为是外力作用,也就是受汉语翻译语言的影响。这一点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由王力(2011:334-365)提出,主要有六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句子的延长”,且句子延长的主要原因是多用句子形式或谓语形式构成次品和末品(即限定或修饰成分)。这一观点在当代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论证和补充(秦洪武2000;贺阳2008;朱一凡2011);最新研究还表明,汉语翻译语言中的一些特征如大容量结构也影响了现代汉语的发展(秦洪武、夏云2017:139)。 从结构和基本语序上看,汉语翻译和汉语原创语言没有根本差异,但前者读上去有脱离汉语常态的感觉。这种感觉其实就是“拗口”,多是由结构内部因素造成的(如例2),故需要考察汉语结构内部的构成,即构成成分的句法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可以通过词、词性以及成分的频率或数量反映出来。 3.2 研究思路和研究问题 汉语如何接受来自汉语翻译语言的影响?哪些影响容易被汉语接受?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回答这些问题:1)汉语封闭结构内部构成的复杂度计量;2)结构内部构成复杂度在现代汉语原创及翻译语言中的历时变化及其相关性;3)影响封闭结构复杂度的因素及其对翻译的启示。 4.复杂度计量 语言难度描述的是人在理解语言时付出的认知处理努力。造成语言处理困难的因素很多:句子复杂会造成处理困难,但简单句中的某个词也可能导致理解困难;同样,生僻词会造成阅读困难,但常用词的组合也会让人不得其解。但一般说来,同等情况下,句子越长,结构越复杂,读者付出的处理努力就可能越大,语言难度也就越大。鉴于此,我们尝试从词的数量和结构的复杂性入手,探索句法复杂度的计量方式。 4.1 理论依据 关于结构的复杂度,Givon的观点有代表性。他认为,语言学上的句法复杂程度(syntactic complexity)和心理学家描写的认知复杂性有关联(Givon 1998:10),体现为以下三个假定:1)编码:心理表征的事件越复杂,编码它的句法结构就越复杂;2)处理-1:心理表征的事件越复杂,要求的心理处理运算就越复杂;3)处理-2:句法结构越复杂,需要的心理处理运算就越复杂。(Givon 1998:10) Givon的假定还需要神经—认知的实验性数据支持,但其理论可能性无需质疑。我们依据第三个假定对汉语原创和汉语翻译语言大容量结构的内部构成进行描述,观察造成汉语结构复杂的语言因素。Givon(1991:347)基于大量心理语言学研究发现,指出从属小句结构比并列主句结构更难处理。据此我们可通过计算从属连词、wh代词以及动词形式、名词短语的数量来计量英语结构的复杂程度②。此外,根据Kintsch(1998)的分析,词汇数量就是概念复杂度指数,句子越长,就越有可能嵌入多重离散的概念/命题。即:多重命题就意味着要使用多种比词汇更复杂的句子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