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言研究中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的区别及其来源 任何一个论点，首先需要有可靠的论据，然后经过严密论证才能成立。无征不信，说话要有根据，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思维方法和行为准则，更是科学研究中的铁律。论点、论据和论证三者中，论据是基础，论证是方法。基础不牢靠，论证和论点都谈不上。胡适常将“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写成条幅送人。言必有据，体现了五四时代提倡的科学精神，也是包括乾嘉学派在内的中国优良学术传统的重要内容。无论是传统语言学还是现代语言学研究，论据最常见的表现方法就是例证，用例子说明问题。黎锦熙早年提出“例不十，不立法”，更是为语言规律能否成立给出量化标准。王力又将这句话引申到反例上去，提出“例外不十，法不破”。两位学者主张的是同一条原则：寻绎语言规律的过程中，例证必不可少，而孤证或者出现次数很少的例子不足为凭。 理论立场vs经验证据 强调例证的同时，我们也要避免陷入“唯证据论”的误区。语言学既是经验科学，也是理论科学。涉及具体研究课题时，理论问题和实证问题往往密切相关，甚至缠绕难解。在讨论某个论点的过程中，我们或许会认为，论点能否成立完全取决于能否找到证实或证伪的例证。这种态度是片面的。面对我们研究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区分，这是理论问题，还是实证问题？哪些方面是理论问题？哪些方面是实证问题？大多数理论观点应该通过经验证据来检验能否成立，但也有许多理论观点，尤其涉及定义问题时，经验证据的多寡强弱往往对论点能否成立并无实质影响，甚至毫无影响。划清经验证据的效用边界，能使我们对例证在语言学研究中所能起到的作用，有更清醒的认识。我们下面以1950年代汉语语法学界三次大讨论为例，说明这个道理。 首先是汉语词类划分，这是至今都充满争议的研究课题。主要有两个相连的问题，一是汉语有无词类，或者说能否划分出名动形这样的词类；二是如果认为汉语有词类，那么划分词类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划分词类？这个问题之所以聚讼纷纭，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涉及的问题，有些是理论立场问题，有些是经验证据问题。高名凯主张，区别词类，只能以狭义的、标明各种词类的特殊词形变化为标准。这个主张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经验证据问题：汉语中能否找到他说的狭义的特殊词形变化。如果找得到，那汉语能分出词类；如果找不到，就无法为汉语划分词类；二是理论立场问题，高名凯认定，只有他说的特殊词形变化才是划分词类的标准，其他如意义、功能、分布等都与此无关。这是典型的由定义决定的理论立场，不涉经验证据。评判这类理论立场，主要根据其逻辑是否自洽、周延，对有关语言现象的说明是否全面、透彻，描写和解释的方式是否简练、深刻，是否导向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等标准来决定它们的优劣。在高名凯词类划分标准问题上，就理论立场而言，经验事实本身不足用作证据判定他这个主张的对错，因为旁人用来证明汉语可以分出词类的语言事实，用高名凯的定义来衡量，作为划分汉语词类的标准，都不合格，因此没有充任证据的资格。黎锦熙（1924）主张，“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这个观点也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依句辨品”，是他主张用来辨别词类的方法，是个理论立场问题，无法用经验事实对它证实或证伪；“离句无品”则是个经验事实问题，如果有语言事实可以证明，离开句子，照样能对汉语中的词进行分类，那就是用证据推翻了“离句无品”的论点。其他研究者给出“离句无品”的反证之后，黎锦熙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他在《新著国语文法》1951年“今序”中说：“‘凡词，依句辨品’是对的，但又说‘离句无品’则是不正确的。”（黎锦熙1924/1992：25）其实，“依句辨品”是理论立场问题，不受经验事实左右，只有优劣之别，没有对错之分。讨论汉语词类划分的文献中，涉及有无所谓兼类词，以及兼类词的划类策略等问题时，一般会用到“常体”“变体”等概念，取决于具体用法在语言中使用频率的高低，这是经验事实问题，可以通过统计数字来判定。 主语宾语的辨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理论立场问题，无法根据经验事实决定对错。汉语传统语法著作中，往往将施事认作主语，受事认作宾语，施事受事是初始成分，主语宾语是次生成分，后者的认定取决于前者。“他卖了栋房子”是主谓宾句，“房子他卖了”成了宾语前置句。美国结构主义理论框架中，主语宾语也都是句子的次生成分，由句子的结构关系（constituency），主要是层次关系和前后语序决定，可由短语结构语法定义。句子S下辖两个直接成分，NP和VP，NP就是主语，VP是谓语。VP下辖V和NP，V后面的NP就是宾语。主宾不在同一个层次。在一些以依存关系（dependency）为主的理论模式中，主语宾语同为初始成分，在句中位于同一层次，一般不设谓语的概念。在这几大类理论模式中，主语宾语的辨识由理论立场决定，同经验事实没有多大关系。在功能语法研究传统中，往往将主语看作施事、话题等语义、语用成分的语法化结果，具备某些典型的语法行为特征，涉及许多经验事实范畴里的问题。 至于单复句问题，几乎完全取决于研究者自己设定的标准，是个理论立场问题，旁人无法根据经验事实来判断对错。所谓单复句之争，因为各人所用标准不同，往往实际上并没有许多实质内容。 语法研究中经验证据的来源 语法研究所用的例证有三种主要来源。首先是自拟，研究者根据自己的语感，就有关语言现象自造例句，并以此为据，对有关论点加以论证。自拟例证可靠程度有多高，主要取决于本人对于该语言的熟悉程度。一般说来，研究者只有对自己的母语才有资格通过自拟获得可靠的例证。 第二种来源是真实出现的语言材料，可以是口语，也可以是书面语。录音机出现之前则基本都从书面语获得例证，即所谓的“书证”。研究古代语言，因为不能起古人于地下，书证向来是唯一选择。从语料价值来看，书证其实有很大缺陷。首先，书证表现的主要是书面语而不是口语，而就语言的本质属性来说，口语是第一位的，书面语是口语的文字表现。书面语同口语之间一般来说总是有距离的，书面语作者往往时间充裕，在遣词造句方面可以仔细推敲，倾向使用比较正式的词语；而口语则相对而言比较随意，在用词和组织条理上有时不是太齐整。即使尽可能忠实再现口语内容的文字记录，也无可避免地会丢失许多重要信息，如说话人语音语调上的快慢轻重等。二十世纪录音机的普遍使用，对语言学家来说，无疑为口语研究带来很大方便。从事社会语言学、话语分析等研究工作的人经常使用录音材料作为研究对象。过去几十年来，出现了汇集数亿甚至数十亿字词的书面语和口语语料库，为研究者提供了可用电脑方便地搜索、提取、归类、对比的语言材料，大大丰富了语言研究经验证据的种类和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