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80年代，相对主义这一概念就已被广泛讨论，并使用在批评中，印象中其大意是指绝对价值尺度的退隐；嗣后，又有丹尼尔·贝尔式的相对主义：“在社会领域是激进主义者，在文化上则是保守主义者”，而且它们还“并不矛盾，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近来，批评界对此又多有旧话重提的兴趣，足见其作为文化现象的日益紧迫和突出。 相对主义已成为我们时代文化的一个广泛而普遍的特征。在这一背景下，一切问题都“变”出了多种可能，同时也就更加难以判断，尤其是对当前的批评界而言。我们的批评怎样才能在相对主义的价值困境中确立自己的实践价值？早在去年参与《作家报》举办的“关于净化文学批评的讨论”时，我就思考过这个问题，并写下了上面这个题目，但一直未予展开。近日又读到葛红兵君的文章，便禁不住要谈一点看法。 葛君的文章《相对主义：批评的可能立场》从认同当前批评格局的角度提出了其“多元化”的前提和“个人化”的批评尺度，而这一切都源自我们时代文化构成的相对主义性质。而我以为这样理解相对主义及其作为批评立场还似有偏颇之嫌，未触动根本性的问题。在我看来，相对主义的实质并不在“多元化”，而在于其“二元化”及其“二元悖反”的性质，即同一事物同时具有两种可以互为逆变的价值维度或方向。这种价值的可逆性不仅来源于由达尔文的进化论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样的近代科学文化观念的逻辑演变，而且还来源于20世纪中国文化一系列基本的二元范畴及其矛盾纠葛，比如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矛盾，传统道德价值同商业文化价值之间的矛盾，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矛盾，主流意识形态同大众文化方式之间的矛盾，精英知识分子文化同众多其他文化方式在不同境遇中构成的各种矛盾，等等。这些矛盾自身不但构成了对立的范畴，而且往往还互为交叉，这就使得这一总体结构上的任何一种事物和现象都出现了“价值分裂”的倾向，同时孕育着两个相反的价值指向，比如在现今形式上最为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却常常带有某种保守主义性质；而那些宣称“捍卫传统精神价值”的保守主义者却反而表现了鲜明的激进主义特性。1994年到1995年的人文精神的讨论已经充分说明了这种悖论性质，在现今的文化境遇中，究竟谁是正确的，谁占有了真理？这也许还算不上令人犯难之处，令人疑惑的是，每一种努力或者立场都可能在事实上走向它的反面，面对一个事物或现象，当你在肯定它的某种价值的时候，它的另一与此截然相对的性质实际上就已经对你的这种肯定作出了嘲讽，反之亦然。比如从王朔等人到“新生代”写作中的某些文本，它们是痞子的还是先锋的？王蒙的“躲避崇高”的主张是包含着合逻辑性合目的性的睿智之举呢还是相反？ 很显然，于今的文学批评，其难度远不在于所谓一定之规与个人批评经验、方法、个性与风格之间的矛盾，也不在于艺术意义上的个人化感悟与个案化批评的发育不够，而在于价值背景的普遍的二元分裂，这种分裂所导致的二元悖反与逆向动势使得我们批评的努力注定要陷于一种悲剧性的徒劳。当代人一切的精神困境，当代作家与知识分子一切的分歧争吵和近年来的所有笔墨官司无不是这一价值分裂的作祟。在这种相对主义的背景上，一元性的选择与言说立场注定要陷于自我的悖谬，不论这种立场是公众性的、某一文化集群的，还是纯粹个人的，都逃不出这个定数。 如此说来，在我们的时代，包含着传统价值与古典规范的、具备价值与属性的评判要素的批评方式及其文本就注定要陷于一个“无为”的境地，悲观一点地说，批评已经从根本上被取消了其含义，因为它已与自足的真理性无缘，它命定地被置于了一个相对主义的狭谷。 但是，这种悲剧性的境遇我们固然可以将之视为事实和前提，但却不能视之为结果，批评家仍然要付出西绪弗斯式的努力。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批评者还怎样确立自己的位置和价值立场？丹尼尔·贝尔式的那种相对主义立场未免有点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两面派”之嫌，但我们无疑可以从中受到省悟，即，从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根本矛盾与根本利益出发，从知识分子自身的基本文化使命出发，寻找最富有实践意义的原则性立场和具体性策略，由此去找到自己与之对应的有益的判断与言说的位置。这样的姿态与观点，或许在短时内也可能遭到误解，但终将被历史与文化的实践所接纳和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