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中国文学批评的恢复与重建，革命与创新，既是一个演示生机和深入拓展的过程，又是一个危机四伏和历史的后遗症日渐浮现的过程。它让人想起五四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那样亢奋又那样颓唐，那样提出了成堆的问题又留下了更多的问题。它最大的特点是拨乱反正、众声喧哗、文化借贷，而不是沉思默想、求索和创造。这是一个话语生产过剩的时代，又是一个匮乏、“失语”的时代：它从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到如今批评危机感的普遍认同，固然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原因，也未尝不是前进中的困顿，但难道不也更醒目地昭示出批评“内里”的问题？ 作为一个受惠也受限于这个时代的批评家，王晓明自然也未能逃脱这种历史的“造化”。尽管他是同时代批评家中少有几个建立了自己的批评点，并呈现出个人话语风格的批评家之一，但他也同样被“陷于穷途的强烈感觉”所围困，悲壮地重复鲁迅“在刺丛里姑且走走”的真理[1]。这不免使人感慨，然而更让人深思：我们的批评为什么越来越困顿？我们陷入了怎样的“穷途”？是否有走出困境的道路？ 唯其王晓明是一个具有自觉自省精神，且有突出成绩的批评家，他的求索与困惑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我们对他的谈论便显得必要和有意义。 提问题的批评家 说王晓明是我们同代人中一个自觉的批评家，当然首先在于他的批评写作表现出一些绝非无关重要的现象：诸如他几乎不写趋时应景的评论；不喜欢介入文人小圈子的活动，保持适当的距离以便坚持批评的独立性；文章有学院派的庄重、严谨而绝非兴之所至的印象与发挥，等等。但更重要的，还是他更关心文学现象中始终纠缠着20世纪中国作家的问题，而不像一些批评家那样在尚未区分真正的创新还是毫无意义的变动的情况下，就匆匆为每一部新作送上廉价的颂词。我觉得这里体现了一个严肃批评家的眼光与品格。因为在一个过渡的、茫然不知所措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问题才是历史与现实的网结，只有提出真正的问题和掘入问题的核心，才算承担起了澄清混乱和纠正鉴赏趣味的批评使命。而王晓明的批评，正是从现实与历史的提问开始的。他写得最早的批评著作《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该是他的硕士论文吧），所提出的，其实就是80年代初文学批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当粗疏武断的庸俗社会学批评日渐被人们鄙弃时，怎样面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具体语境？是以纯审美的眼光探究人性“永恒的奥秘”，或是用热门的“新方法”去分割文学现象，还是“首先对准他们承受的历史和现实重负，对准社会要求和他们艺术才能之间的持续碰撞”[2]？ 王晓明选择与实践的是后者，他对沙汀、艾芜小说的研究，探讨的就是时代、社会与作家个性的复杂关系。他抽丝剥茧般地梳理了沙汀和艾芜极不相同的艺术个性，对他们与时代那种迎迎拒拒的关系，作了深入的剖析。其中的许多见解，显然不是书斋里的“研究”所能得出的，而是自我生存体验与对象神交的结果。这样说，丝毫没有贬抑作者的“学术性”的意思。相反，我始终认为学问家未必能胜任真正的文学研究与批评，因为后者不能没有个人经验，感觉和想象的“激活”。而王晓明，正是由于他对自我生存体验与阅读感受的忠实，使他突破了庸俗社会学批评的僵化体制，锲入到了有时候连作家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自我世界，建立起了心理——文化批评的话语据点，从而“逼”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被历史与现实所遮蔽的重要问题：作家的“创作心理障碍”。 所谓“创作心理障碍”，就是妨碍作家创作诉求的心理阻力。不过，王晓明更关心的，似乎不是具体作品创作中人物、意象与自我、集体原型及语言等互相渗透、交织纠缠的状态，而是“传统意识和严酷现实的双重压力”对主体造成的心理变形和个性扭曲。他通过鲁迅“双驾马车的倾覆”，分析了个人艺术激情与社会的启蒙责任感的矛盾，如何生成一种自我压抑甚至“自我阉割”的力量；通过茅盾小说创作对于时代观念的“追赶”，发现了“传统的济世意识在现代中国的变质”。他觉得张天翼小说“过于明晰的世界”是受了简单理念的影响；而高晓声和“寻根派”作家，则是被严酷的生存环境剥夺了将生活感受转换为艺术和美的能力。更不用说那个始终纠缠张贤亮写作的那个“鬼魂的影子”了，它不仅驱使作家有意无意地歪曲真实的生存感受，而且把“情绪记忆”强行纳入了一种以“赞美”女性来自我排解的叙事模式。王晓明认为，这种扭曲、变形的力量，不仅生产了主流作家的创作悲剧，也征服了各种精神上、艺术上的“边城”：沈从文独特文体的消失，便是一个典型的事例。经由这些有代表性的作家“心理障碍”的分析，王晓明敞开了20世纪中国作家的创作悲剧和心灵悲剧。 的确，《潜流与漩涡》是“十二幅艺术创造力的萎缩图”。它触及到了本世纪中国作家心灵世界里真正的梦魇：“或者是出于各种理智的考虑而压抑自己的艺术激情，内心发生深刻的分裂；或者是遭受不同的环境压力而泯灭内心的激情，心灵变得空空荡荡；当然，更多的情形是两者兼备，在主观错觉和外部压力的双重作用下，一步步丧失艺术创造的活力。”[3]读到这个结论时我曾心里“格登”一下，下意识般地联想到黄仁宇分析明末社会悲剧的历史著作《万历十五年》，那是一本剖析体制之痛的好书，而王晓明，则让我们强烈感受到现代中国的精神放逐和无根之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