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写中国文学史

——本世纪初文学史学的一个回顾

作 者:
戴燕 

作者简介:
戴燕,1961年生。1989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任《文学遗产》杂志副编审。发表过论著《玄意幽远》等。

原文出处:
文学遗产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7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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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写“中国文学史”的不是中国人,而是东洋的古城贞吉和西洋的翟理士、顾路柏,对近代中国的学者来说,是一件每提每叫他们汗颜的事,林传甲即慨叹:“日本早稻田大学讲义,尚有中国文学史一帙,我中国文学为国民教育之根本,昔京师大学堂,未列文学于教科……”[①a]言语之间,流露出遗憾和不满;胡小石言及此,更动感情:“中国人所出的,反在日本人及西洋人之后。这是多么令人惭愧的事。”[②a]自愧弗如的念头和填补空白的愿望,因此成了许多编写中国文学史书的人潜在的心理背景。

      写中国文学史,简单地说便是采取“文学”的观念、按照“史”的时间顺序来描述中国文学的过去,当然,这个“文学”不再代表文章学术两重意思,这个“史”也非过去常见的文史之史。不过即便如前文所说[③a],关于“文学”的新的观念,在本世纪初就渐渐确立起来,合乎这一观念的中国文学史的有关基本史料,也重新裁定出来,中国文学史也还不能靠着观念的直接表白和史事的排比罗列相叠而成,它必须设法在观念和史实间取得协调,磨合它们直到不分彼此水乳胶溶,使观念隐藏在史事的表述中,史实的演示又能贴合观念。从本世纪初开始,迄今为止出版了几百部的中国文学史,现在,回过头去翻阅这数百部的中国文学史,便会看到它们像长河一样,在近代新兴的文学观念与近代前史学传统的夹缝间流经百年的历程,新的观念和旧的传统互相渗透又互相抵触,有时候是观念引导着史实的进展,有时候史实也制约了观念的扩张,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也就是在这样随势摇摆、变化反复的过程中逐一完成的。

      而所谓写中国文学史,最终要靠的是语言。这里说的“语言”,指“文学史”所用的叙述语言,它同人们以往熟悉的任何一种学术语言都不一样,不是书目提要不是文苑传,也不同于学案,文学史描述的对象既是文学的又是历史的:首先,它要绘制一个文学的空间,展示发生过的文学现象,并为它们的产生和联系提供合理的解释。在文学史里,文学固不能完全恢复其自然存在的样态,但千差万别之中,它依然呈现为一个完整生动的有机体,无数作品无数作家仿佛如约而至,并且各归其位,井然有序。其次,它也要采取历史学的方法,使文学在时间上也表现得富有秩序,文学的历史仿佛随着时间的递进而演进,在文学史里,作家、作品会依次从时间隧道的那一端走出来,陆续登上长长的文学历史剧舞台,在一幕幕戏中扮演角色,时间的流程决定了他们的前后源流关系。中国文学史怎样写,能否写成,最终离不开这样的语言。

      但是,对于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学者来说,文学史的观念及著述体裁原是西方的舶来品,文学史本就是西方的一种学术语言。他们接触到的这种文学史的叙述语言,本质上是以对文学、文学历史的西方式的近代理解为基础,对文学构成及文学时序进行独特观察和叙述的一种言说方式;它体现的是近代学术思想的内在逻辑,并规定着特殊的分类文学、演说历史的方法步骤。如果把文学史,这一产生于西方学术中的叙述语言层层剥开来看的话,其核心,便是一组带有近代文化特征的概念和术语,比如抒情与论理、诗歌与散文、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等等。由于它们一面与近代文学观念以及文学史观念共生,一面又用于体现这样的观念,是观念得以表现在文学史中的媒介,因此,如果说写作中国文学史的关键,在于能否掌握文学史叙述语言的话,那么,能否掌握文学史语言的最终标志,大概就在于是否妥善恰当地运用了这些概念术语。而所谓描述中国文学史,根本也就在于解说、演示中国文学由远而近的历史过程时,必须进入到近代文学、文学史观念下的概念、术语和词汇系统中去,必须用这样的语言,这样的概念,这样的表达方式,转说由传统的目录提要、文苑传、诗词文话记录下的层层累积的中国文学故事。

      可是,1904年,当20岁的林传甲以百天之速度匆匆赶写下第一本《中国文学史》讲稿时,他却未必就懂得这些。因为京师大学堂的文学史课开得是那样匆促,学校有关章程又将课的内容规定得那样死板,林传甲除了发挥初生牛犊敢于挺身的勇气之外,其实已无可选择:他要从文学的有形基础、文字的形音义讲起;要讲“修辞立意辞达而已二语为文章之本”、“古经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章为作文之法”,指导作文者立意修辞;虽然作为文学史的课,他应当交待经史子集各个部类,可是又不能超出正统“文”的范围,只好讲一讲群经子史、骈文散(古)文作罢;他理解西方人的讲文学史,就等于过去说的文章学,文章须辨体明用,故要分经、子、史、集(骈散、古今)讲文体,学史须以时代为次,故要由汉、魏、唐、宋讲家法。如果将他编的教材,与其奉为样本的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放在一起比较,则能看出他这部“空前巨作”在文学观念的保守之处(比如对笹川讲小说戏曲的攻击),以及对于文学史著述体裁的无知。他的脑袋里虽然也装了些西学知识,不过真正起作用的还是传统的文章学修辞学和尊经观念,以及表达这些观念的一套语言词汇。他代官方炮制了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的教材,比起他欲意效仿的日本汉学家,却又向传统学术后退了许多。而从他写作的速度之快和不曾有疑难提出来看,也说明他根本还没有学会思考有关文学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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