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文学回顾 引言：“世纪末”的灵感 20世纪中国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与世界文化和文学广泛联系的基础之上的。百年文学史一定程度上是文学思潮流变史，这其中西方文学思潮又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催化剂。故此，清理中外文学思潮的关系，应该是20世纪文学回顾与反思的题中应有之义。值得注意的是上个世纪之交，人们好作“近三百年的学术反思”，而这个世纪之交则瞩意“百年沧桑”。看来，灵感和机遇都离不开“世纪末”语境。世纪老人季羡林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现在又到了一个世纪末。很多人，特别是对时间推移一向敏感的知识分子，都对即将来临的一个新世纪有所考虑，有所幻想。我现在就常常考虑21世纪的情景。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世纪的转折点并不总是意味着社会发展的转折点，也不会在人类前进的长河中形成一个特殊的阶段，但是世纪末往往对人类的思想感情产生影响，上一个世纪末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1）]虽然季先生没有具体论述上一个世纪末对人们思想感情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但我们确实知道，上一个世纪之交，对于中国近代社会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人们的思想、感情、观念、心理以及与此相联的行为和实践，异常丰富和活跃，生动地带有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特征。如果稍微放宽一点，上一个世纪之交，大体可以包括19世纪的最后10年和20世纪的最初30年。这40年的时间，正好是具有268年历史的封建清王朝的最后岁月，也是我国封建君主专制嘛义王朝的末日，同时也是中国人争取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和社会进步的艰难斗争的40年。由于新旧世纪的交替同剧烈的社会变革、政治变革、文化变革交织在一起，就使得历史内涵变得更加丰富，更加深邃。诞生在这个时期的中国新文学，也就必然带上了世纪之交的种种文化现象。在这种情境下西方的世纪末思潮适时而入，在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世纪初的梁启超和王国维都敏锐地注意到了这股思潮，在他们的文章中开始出现叔本华和尼采的名字，这使得他们对悲观厌世精神有了极为深刻的自觉。王国维把《红楼梦》看成是“悲剧中之悲剧”，梁启超则得出了“中国文学，大率最富于厌世思想”的认识，并因其“极凄惨，极哀艳”而赞赏《桃花扇》。[（2）]吴趼人干脆在《上海游骖录》中公开提倡“厌世主义”。而《老残游记》中的“沉船之梦”，陈天华《瓜分惨祸预言记》中“万民遭劫，全国为墟，积骸成山，流血成河”就简直是一幅“世纪末日”的图景了。内忧外患，悲凉之雾，遍被华林，以至于清末民初的小说“半皆怨史”，虽不能说这是一种“世纪末情绪”，但也至少构成西方世纪末思潮传播和影响的接受心态。作为一种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浓郁的“精神氛围”，我们不能忽视清末民初这种悲观厌世情绪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可以说，正是这种思想资源与西方世纪末思潮的历史汇流，决定了五四启蒙主义不同于欧洲18世纪启蒙主义的特质和内涵。也就是说，虽然科学、民主、进步观念占很重要的地位，但文明没落与种族退化论也影响深远，个中原由离开西方的世纪末思潮恐怕很难说明问题。 知识源考：“世纪末果汁”在中国 从知识考源的角度来看，西方学术意义上的“世纪末”（原系法语Fin de Siécle）有两种含义：一是指1870年至1900年这段时期西方人对世界前途和文明前景普遍抱有的悲观恐惧心理，即所谓的世界末日之感，二是指19世纪末在法英等国兴起的以波德莱尔、王尔德、比亚兹莱等艺术家为代表的具有近代颓废和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艺思潮。西方“世纪末”思潮是一种特定的历史产物，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自身演化出的一种反动倾向，带有极其强烈的反传统主义和典型的非理性主义色彩，它既是西方现代文明走向危机阶段的产物，又是对这种危机的文明的深刻反思和强烈抗议。这种思潮反映到文学上，是对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反拨，其主要表现在艺术追求上的唯美主义和精神特征上的颓废主义。西方近代心理科学的发展，哲学主体观念的变革，以及宗教精神的异化，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的观念和结构形态，使文学明显地倾向于语言和结构的唯美化，倾向于主题内涵的心理化。这种文学思潮形成于19世纪最后30年，到本世纪初达到高潮。从世纪末思潮在历史上的演变，地域方面的伸展，美学的实质，以及它的种种表现来看，其现实性和独创性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文艺思潮是对19世纪后期西方社会和文化变革进行的一次探索性的认识活动，是欧洲文化发展的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是沿着启蒙运动和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发展而来，本质上是沉没了一个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化思潮的复兴或变种。西方19世纪后期的中心问题是追求人或自我在社会群体中的价值和地位，是人的第二次解放。但是，由于这是一个新旧历史的交错时期，所以，这次运动表现出某些颓废和忧郁倾向，既有对日渐破碎的传统意识的追念，也有对新时代来临前的迷茫进行痛苦挣扎的成分。它首先是作家内心世界中产生的一种对生活的战栗情绪，一种把衰老文明看透了的懒散感觉。不妨说，这是一次具有“灵魂骤变”意义的整体颓废主义的文化体现。陈独秀说欧洲“世纪末”是“赤裸时代”、“揭开假面时代”，指的就是“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一切破坏”。[（3）]张闻天的观察更细致，他认为欧洲的精神状态“由怀疑而生苦闷，因苦闷而厌世悲观，由机械的命定论而绝望，由绝望而消极愤世。……于是在法兰西发生所谓‘世纪末’，在俄罗斯发生所谓‘世界苦’（Toska）”。张闻天认为“在这种愁云惨雾底中间”，人类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正视丑恶人生，二是逃避丑恶人生。[（4）]这两条路在艺术上的表现即所谓“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二者的矛盾和冲突构成了西方世纪末文艺思潮的主旋律。这种思潮在世纪初的中国得以广泛传播，主要源于和西方社会某种相似的深刻的社会和精神危机。正如鲁迅指出的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