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治理的高度研究国家审计的产生、本质、功能等审计基本理论问题，是近年来审计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创新。但是，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形成逻辑顺畅、内容较为完整的理论成果，特别是不能很好适应党的十九大以来审计工作和审计改革的实践需要。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为基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和国家审计有关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对改革审计管理体制提出研究思路和初步建议。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简述 毛泽东同志1954年9月15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研究国家治理，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集中表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第一，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社会学家的考证，人类在原始社会实行的是氏族、部落制度。氏族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几个有血缘关系的氏族组成部落。在氏族、部落制度下，不存在统治和奴役，权利和义务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分工是自然产生的，只存在于两性之间。财产是共有的，不存在阶级及阶级差别。随着人们发现可以驯服并在驯服后可以繁殖的动物，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产生了——游牧部落从其他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富余的生活资料出现了。制造武器和工具的特殊技能发展了家庭手工业。经常性的交换成为可能。战争使俘虏变为奴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即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 铁器的使用，给农业种植、农产品加工以及建筑业带来新的发展。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出现了。生产不断增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人类社会除了自由人和奴隶的差别外，富人和穷人的差别出现了，产生了新的阶级划分。土地逐步向家庭私有过渡，个体家庭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相关部落溶合为一个民族。掠夺财富的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战争加强了各级军事首长的权力。父权制确立以来，军事首长就转变为世袭制。此时的氏族机关，就转化为对外掠夺、对内反对自己人民的统治和压迫的机关。 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前述两次大分工得到巩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进一步加剧，并且出现了第三次社会分工，产生了商业和商人。金属货币和货币借贷、私有土地抵押制等也发展起来。这样，财富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大众日益贫困化，奴隶的人数大大增加。人们居住地受商业活动、职业变换和土地所有权转让的影响而经常发生变化。以血缘为主的氏族或部落共同生活纯粹由他们居住在同一地区的状况已不存在。氏族制度的基础瓦解了。在日益激烈的阶级冲突中，氏族制度软弱无力。正如恩格斯所说，“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7页）“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法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7-168页） 国家与氏族组织有两点明显区别。一是国家是按地区来划分国民的，而氏族公社是按血缘关系来划分的。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要求人们在不同地区不断流动，用血缘关系把人们固定在一个地区居住已不可能。按地区划分国民被作为出发点，并允许公民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实现他们的公共权利和义务，不管他们属于哪一氏族或哪一部落。二是国家设立了公共权力，而氏族社会是不存在这样的公共权力的。构成国家公共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随着国内阶级对立的尖锐化和彼此相邻各国的强大，公共权力就日益加强。为了维护公共权力，就需要居民缴纳捐税，捐税不够就发行公债。国家是为最强大、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服务的，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做了如下描述：“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75页） 顺便指出，捐税，即财政，是随着国家的出现，公共权力的设立而产生的，它为维护公共权力提供了经济支撑。所谓“有政必有财，有财才有政”，说明了国家与财政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财政学原理告诉我们，财政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对国民收入的分配活动及所体现的分配关系。而随着财政的产生和发展，对财政分配的监督活动也即独立出来，国家审计就出现了。这说明，财政与审计都是与国家紧密联系的范畴，都是为国家及国家治理服务的。随着社会形态的演进，国家职能的拓展，审计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