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近十年来理论界所关注的人文精神问题作了较为集中的讨论。文章分析了新时期以来中国人文精神问题提出的社会背景、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分析比较了以强调个体价值为特征的西方人文精神和以强调社会人格为特征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在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所包含的内容上的不同，以及中西现代人文精神以人为本位、重视人文关怀的普世性和融通性。作者强调，具体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文状态及引发的问题，并厘清人文精神的学术发展史，由此才能对中西人文精神作出创造性诠释，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真切可靠的思想资源。 一 近十年来，“人文精神”、“人文关怀”、“人文传统”已成为知识界的常见话题。据笔者很不周详的问题，这一议题大约是80年代中期文化讨论方兴之际，由一些人文学者在探索中国文化特质时提出的。1986年在上海举行的“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上，中外学者的发言已多有涉及中国人文传统与欧洲文艺复兴时兴起的人文主义的异同问题[1]。在此前后，《光明日报》等刊物曾就中国人文传统的内涵及与近代欧洲人文思潮的差别展开讨论。时至90年代初，文学评论界在《上海文学》、《读书》诸刊发出拯救“人文精神危机”的呼声，认为“人文精神的失落是今天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并从中国文学现状的分析入手，指出当下中国也呈现人文精神低迷的态势，因而有必要重建人文传统[2]。也有论者对此表示异议，如作家王蒙在《人文精神偶感》[3]中说，中国本来就没有人文精神，何来“失落”可言？王蒙所谓中国本来即无的人文精神，是指欧洲文艺复兴以人道主义为主的人文精神、美国诗人惠特曼力倡的以自由民主为内涵的人文精神。王氏的逻辑是，中国本来并无的东西，“重建”从何说起？现在应当发扬的是与商品经济顺应的市场法则。又有论者起而反驳王说，认为中国不仅自先秦以降即有人文传统，而且五四以来的科学、民主、人道的新传统岂能一笔抹杀。今日呼唤“重建”人文精神，不仅有现实针对性，而且有历史渊源，并非空穴来风[4]。还有论者指出，人文主义的旨意是“反恶”，而“恶”（物欲等等）是在社会进步中出现的。现今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贫穷和极左的威胁，故我们主张的人文主义必须有历史的维度，是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保证社会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去提供一种开放的人文主义，它是历史的、宽容的、民主的和诗意的，不是独裁的、专制的、僵死的和教条的[5]。总之，各种意见相反而又相成，使议论渐趋深入。而文学界对民众的直接影响力，向来比学术界为大，故随着文学界讨论的开展，“人文精神”这一论题在90年代似有走出象牙塔的趋势。 二 本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人文精神”从一个相当专业化的思想史术语，开始向大众话语转化，这并非仅由少数论者的倡导所致，其背后有着时势的驱动。 近十余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拓展，商品经济大潮涌动，古老的中华大地经历着一场深度与广度均属空前的社会转型，其内容包括三个层次，其一，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这一过程自19世纪中叶已经开始，时下又赢得加速度），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内容；其二，从国家统制式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这种经济体制的转轨与上述社会结构变化的同时并进，正是现代转型的“中国特色”所在；其三，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化，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正在进行的这一转变所诱发出的问题，有全球化趋势，当下中国也不可回避地面临此类问题，诸如环境问题、人的意义危机问题、诸文明间的冲突问题等等，这又增添了转型的普世性内容。 内涵丰富的中国现代转型对社会生活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例如由自然经济和吃大锅饭导致的迂缓、消极的行为方式及心理定势，逐渐被追求效益和效率所取代；人际关系摆脱人身依附，代之以契约精神；自由创造、公平竞争成为人们新的思想动力和测量社会公正的准绳。这些都意味着，十余年改革开放的实绩，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与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上，而且也带来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的历史性进步，造成人的理性精神的新觉醒。这正是人文传统获得现代性转换的新土壤。对于现代转型带来的这种积极效应，我们应当有充分估量。然而，与此同时，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地导致价值观念从昔日的有序变为暂时的无序，特别是由于工业文明在“看不见的手”——利益的驱动下，依托商品经济和价值法则方得以运行，市场经济以利益为杠杆启动整个社会，刺激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激活了整个社会，其历史的进步作用不容置疑，但其负面效应也日益彰显，诸如金钱拜物教，利己主义导致的社会冷漠、精神生活的平庸化、短期行为、欺诈坑骗的流行等等，这又对社会提出了道德重建（包括经济伦理重建）的任务。这既是现代转型健康进行下去的必需，更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因为，人类生活的意义并不限于追逐物质财富一端，他们还要寻求自己的精神家园；富于理性的人类，其智慧也不止于“工具理性”，他们还有发展“价值理性”、“审美情趣”的强烈要求和巨大潜能。因而“人文关怀”具有普世性和普时性，并非要等到经济发达、贫困问题全然解决之后，才作为一种“奢侈品”应运而生。那种认为中国当代的首要问题是克服贫困的观点固然是正确的，但如果由此引出人文关怀在现今中国是不急之务的结论，则未必恰当。因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协调发展是文明进步的健康之路，“先工具理性，后价值理性”的安排必然导致大的社会偏颇，而且也并不符合现代文明史的实际过程。
